第二节 康居

康居（K’ang-chü）是马萨革泰人后裔康居人建立的国家。4 《世说

新语·排调篇》一书描述了一位于326—342年间来到中国的康居僧侣康僧渊的外貌特征，“目深而鼻高”。可以确定，康居人属欧罗巴人种。

在公元前2世纪，康居人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和锡尔河中、下游一带放牧。最迟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康居人建立了国家，都城卑阗城在今塔拉斯河畔。5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前138—前126）到过康居国。据中国史书记载，康居国中央政权实行双王制，最高统治者有“康居王”和“康居副王”，如《汉书·陈汤传》记载：“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康居王位实行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康居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国家，除了王与副王外，在康居国统治阶层中还有一定的行政分工，出现了“康居太子”、“康居贵人”、“王子”和“翕侯”（Yabghus）等官职。其中，翕侯可能是部落贵族，地位尊贵，拥有实权，国家每遇大事，国王就与翕侯商议，据《汉书·匈奴传》记载：“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康居人口不多，军队只有八九万人。与当时东方的匈奴国比起来，康居地小兵弱，只能算小国；与南边的大月氏（Yüeh-chih）的政权相比，康居国力也赶不上。因此，康居“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到公元前后时，康居国达到了鼎盛，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国……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在强盛之时，康居南边的大月氏政权处于分裂之中，而以贵霜为中心的帝国又尚未建立，于是，康居摆脱了对大月氏人的臣服，此时，《汉书·西域传》只提到康居“东羁事匈奴”。

康居国强大以后，向外扩张。当时，康居国西面和北面的奄蔡国和严国分别成了康居的属国。“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在南方，康居还有五个附属小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五个地方政权是：苏薤，治苏薤城（今撒马尔罕）；附墨，治附墨城（今布哈拉）；窳匿，治窳匿城（今塔什干）；罽，治罽城（今柯提，Kath）；奥鞬，治奥鞬城（今乌尔根奇）。 6康居国强盛时的疆域东起锡尔河以北，西至阿姆河以西地区的广大地区，河中地区和花剌子模绿洲都是它的臣属地，甚至有学者认为，康居国强盛时期，西边领土延伸到了里海和黑海以北的广大地区。

然而，在2世纪上半叶，在中亚南方兴起的贵霜帝国陆续夺取了康居的属国和属地，如粟特、花剌子模、奄蔡等先后都成了贵霜帝国的领土，康居国也沦为贵霜帝国的属国，这一点从考古资料中可以反映出来。考古学家在花剌子模、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原康居属地上发现了仅仅在贵霜帝国内部流通的贵霜铜币。尽管如此，直到3世纪，康居国仍然是北方的强国，这一点从中国史书有关康居国朝贡和康居国与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中可以看到。 7康居国在衰落中一直苟延到4世纪。

康居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行国，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汉书·西域传》进一步记载说，“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夏所居蕃内”。由此可知康居人的冬牧地在“乐越匿”，夏牧地在“蕃内”。据岑仲勉先生考证，“乐越匿”在锡尔河下游一带，夏牧地“蕃内”在咸海、里海以北。8两地相距数千里，康居人在此数千里之内游牧。康居人放牧的牲畜有骆驼、驴、马、牛、羊等。除了游牧经济外，康居在南方的属国大多数是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地区。

康居国的城市主要有都城卑阗城和郅支城（Chih-chih）。郅支城是西匈奴郅支单于西奔康居时（前44）建筑的，它建在赖水（今塔拉斯河）河畔，据《汉书·陈汤传》记载，郅支“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郅支城历时两年完工，城周筑有壕沟，城内分两层，内城为土建，称土城，土城外还有木城。郅支单于的宫殿在土城内，城上设有望楼，看来是一个军事堡垒。

康居国位于丝绸之路北道上，丝绸之路北道经大宛、康居、奄蔡，最后到达罗马。因此，与奄蔡国一样，康居国的过境贸易发达，中国产的丝绸、漆器、铁器、铜器、玉器、药材等沿丝路运抵康居后，由康居商人行销西方；西方各地的宝马、毛织品、毛皮、珠宝、药材、香料和珍禽异兽等通过康居再转运到中国各地。如今，在里海西岸发现了汉代铜镜，在高加索出土了汉代玉剑，在克里米亚半岛出土了汉代丝织物，它们是康居和奄蔡商人转手贸易的见证。康居国的特产是毛皮，境内盛产鼠皮、貂皮、白昆子皮、青昆子皮，康居的毛皮享誉东西方，因此，丝绸之路北道又被称为“毛皮路”。

由于长途贸易，康居国的运输业兴盛，骆驼、马、驴承担着长途运输的工作。为了保证贸易的安全，康居商人还组织了武装沿途保护。康居国对东、西方经济交流做出了贡献。

在对外关系中，康居国与中国两汉王朝的关系密切。从《汉书·董仲舒》和《汉书·司马相如传》的记载来看，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还未归国之时（前126），中原地区就已经知道了康居国。董仲舒在对策中阐述天下一统重要性时说：“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司马相如在公元前133或公元前132年的告巴蜀民檄文中说：“……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亲临康居，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副使出使康居，这些事件是西汉王朝与康居国的最初接触，此后，康居国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官方交往不断。

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至4世纪晚期的五百多年中，康居国与中国的关系以3世纪为分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在前期，康居国虽然与中国有使者往返，但恃强自傲阻止两汉王朝在西域的活动；在后期，康居国因国力衰退，朝贡不绝。

3世纪以前，康居使者往来中国的情况，汉籍记载很多。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13年左右，在中国派往康居的使者返国之时，康居曾派使者同行回访，来到西汉都城长安，了解了西汉的强大富庶。在汉成帝时期（前33—前7年在位），康居“遣子侍汉，贡献”。1世纪初，王莽当政之时，康居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中断。到东汉明帝班超出使西域之时（73—102），“……康居、月氏……复愿归附”。康居国还出兵协助东汉打击与匈奴勾结的姑墨。据《后汉书·班超传》说，78年（建初三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攻姑墨石城”。

尽管如此，两汉时期的康居国始终是经营西域的一大障碍。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04—前101年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大宛，康居国出兵支援大宛。由于康居兵的阻挠，西汉未能攻占大宛都城，只好与大宛议和。在此期间，康居还为大宛郁成王提供庇护。由于康居国的敌对态度，西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之时（前60），曾授意西域都护：督察康居等国的行为、动静，及时报告朝廷。

此后，康居国王又庇护被汉军追击的匈奴单于郅支。公元前58—前56年，匈奴内乱，五单于纷争，郅支单于与其弟呼韩邪单于对立。呼韩邪单于率部南迁，归附汉朝；而郅支单于则率部西迁徙，设王庭于坚昆（该部的活动在阿尔泰山）。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康居国王派贵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