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

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帕提亚语文献，这种文字也称为巴列维文（Pehlevi）。

在此时期，北印度的旁遮普一带使用的佉卢文也源于阿拉米字母。最初，印度人用阿拉米字母给地方语注音，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文字。佉卢文的形成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此时正是佛教的发展时期，因此有许多佛经是用佉卢文写的。此外，佉卢文也是官方文字，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用它来写敕令，钱币上的铭文也用它书写。随着佛教的传播，佉卢文传入中亚，l—2世纪时，佉卢文在中亚地区广泛使用。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于4世纪中叶逐渐被弃而不用。

波斯帝国幅员辽阔，其境内汇聚了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也被西方所知。几大文明的接触，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空前发展。几乎同时，东、西方都出现了一批哲学家：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中亚的琐罗亚斯德，以及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思考宇宙及生命的起源与目的、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等问题。古代学者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思考促成了古典时代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的构建。波斯大帝国的统治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几大文明的交往，中亚在这些交往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明带到了中亚。亚历山大重视学术，随他一起东征的人中有自然科学家、测量学家、历史艺术家；在他从印度返回巴比伦之时，带走了10名印度哲学家，这些人曾经反对希腊人在印度的统治，亚历山大不但没有囚禁和处死这些哲人，还给他们送去许多礼物。亚历山大对文化的尊崇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繁荣。

在这种氛围中，希腊文化对中亚文化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造型艺术与建筑方面。公元前5—前4世纪是希腊雕刻艺术的繁荣时期，出现了米隆（Milon）、菲狄亚斯（Phidias）等一批杰出的雕塑家。米隆的代表作《掷铁饼者》和菲狄亚斯的名作《命运三女神》都是举世瞩目的佳作。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的雕刻艺术带到了中亚。在此时期，中亚在造型艺术上表现出希腊特有的自然主义表现手法，如重视人体描绘，如象牙小雕像、石雕壁、泥塑像等艺术表现了希腊造型艺术的影响。在巴克特里亚铸币上，国王像的雕刻技术高超，线条逼真，形象生动，每一枚钱币都是一个精湛的艺术品。

在帕提亚，安息国的缔造者帕尔尼人和达赫人最初仰慕希腊文化，向往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自称是“希腊迷”。他们在宫中上演希腊戏剧；在一些城市，如尼萨，修建希腊式神庙，在尼萨还出土了装饰着阿芙罗狄特、赫拉克勒斯、赫拉等希腊诸神的雕像。后来，随着安息王朝政治的稳定以及与罗马帝国的开战，安息统治者逐渐抛弃了纯希腊文化，开始提倡本族文化，在安息境内出现了本地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的现象。这一点从建筑、雕刻和绘画上反映出来。尼萨古城出土了大理石雕像、赤陶塑像、鎏金银像和象牙雕刻等艺术品，它们既有希腊风格，也保留了东方艺术的成分，其中，最突出的是40多件象牙角杯，角杯的上部雕有表现天神、诗神、酒神等希腊诸神的场面；角杯的尖端又雕刻着马、鹿、狮身鹰头的怪兽、半人半马的带翼怪兽等游牧文化中的动物艺术。

在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希腊文化吸收了印度文化的成分，产生了综合性艺术。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希腊钱币采用双语铭文，除了希腊文外，还有用佉卢文字书写的俗语。在该地区的希腊钱币上，神祇虽然仍是希腊神，但是采用了印度的象征符号—法轮。它们是希腊艺术与印度文化融合的突出例子。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兼收并蓄，产生了本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希腊移民对天文学的兴趣，在中亚和印度都产生了影响。亚历山大企图把希腊文化与中亚的地方文化融合起来，曾经采用波斯国王按朝代纪事的方法，并在这一基础上创造了新的纪年法。塞琉古王朝继承了亚历山大创立的纪年法，以公元前312年10月1日为始计年，后来，希腊—巴克特里亚采用塞琉古王朝的历法。在艾哈农城遗址上发现了精密复杂的日晷，在印度天文学中有巴比伦天文学观念，这些成就是希腊移民带来的。

在哲学方面，公元前275年前后，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克利尔克斯（Clearchus）来到中亚，克利尔克斯在艾哈农城留下了德尔斐箴言的一份抄本。如今，刻有这些箴言的石碑已不复存在，但是，残存的石基上保留了克利尔克斯本人的题词，箴言的最后一部分也刻在碑基上，箴言如下：“幼年时代，学习好行为；青年控制奔放热情；中年时代，努力实施公道；老年时代，诸事深思熟虑；去世之时，则无丝毫悔恨。”

中亚古代文化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公元前1千纪初期的状况，它接受了波斯、希腊和印度的成分，奠定了中亚地区多元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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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169页。

2 A. I. Terenozhkin, Kimmeriytsî, Kiev, 1976; A. M. Khazanov, Sotsial’naya istoriya skifov, Moscow, Nauka, 1975.

3 M. I. Artamonov, Sokrovishcha sakov, Moscow, 1973.

4 在公元前545—前539年间，波斯帝国征服了河中地区，将这一地区设立为波斯的索格底亚那行省。以后，在大流士时期的贝希斯敦铭文、纳克希•鲁斯坦姆铭文N、苏萨铭文SE和波斯波利斯铭文F中都记载着波斯行省“索格底亚那”。在古希腊等西方著作中，沿用了波斯帝国对这一地区的称谓“索格底亚那”。“粟特”是“索格底亚那”一名的中文转写，在早期的汉籍中，《后汉书》和《三国志》将该名分别转写为“栗（粟）弋”和“属繇”，在《周书》卷55《异域传下》中，开始出现“粟特”这一转写形式。

5 M. M. Dyakonov, Ocherk istorii drevnego Irana, Moscow, 1961.

6 关于安诺石印的研究，《中国文物报》于2001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5月23日报道了安诺印章的发现；7月4日第7版发表了李学勤的《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一文，此文对安诺遗址及印章本身，以及铭文拓本等做了详细的介绍；8月19日发表了水涛的《关于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印章及其相关问题》，此文对李学勤的文章做了补充和修订；11月30日发表了星灿的《〈纽约时报〉关于安诺出土“石印”的争论》一文，对安诺印章的争论问题做了梳理。

7 有学者认为：“《阿维斯塔》是波斯古老的文献，这部传世之作的成书年代虽然难以确定，但起码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0世纪以前。”参见〔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阿维斯塔》编者前言，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页。

8 马雍、王炳华《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一文对此说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猃狁就是犬戎。犬戎被周宣王驱逐后，应当是向山西北部和河北中、北部东迁，即后来形成了中山国和代国的狄人，他们未必对中亚地区的民族迁徙产生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