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

从人种学上看，在早期文明时代，无论是中亚北方草原的牧人还是南方穴居的农耕居民都是欧罗巴人种的东支，古希腊与古波斯的文献并没有对中亚草原居民和绿洲居民进行区分。波斯波利斯和纳克希·鲁斯坦姆铭文上的浮雕可以提供人种的外表特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在早期文明时代，中亚居民语言属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斯特拉波认为，花剌子模人属于马萨革泰人和塞克人的一部分，粟特人与巴克特里亚人在生活习俗上与游牧民很少有区别，米底人、波斯人、巴克特里亚人以及粟特人所说的语言都是一样的，很少有区别。在此时期，在中亚游牧民中没有发现有文字的遗存。

公元前9—前7世纪是欧亚草原游牧生产方式确立的时期，游牧生产方式的确立促进了牧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与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游牧民的衣食住行的模式也逐渐固定下来。

游牧经济决定了牧民的饮食习惯，肉类、奶制品等蛋白质较高的动物产品成为他们的主要食品，谷物成为他们的主要辅食，如果牧民自己不能生产，就从农耕地区以各种方式获取。随着游牧生产方式的确立，公元前1千纪初，游牧民的服装是上衣下裤（穷裤）。这一点可以从波斯铭文的浮雕中塞克人的服饰上了解。在波斯波利斯铭文的戴尖顶帽的塞克人浮雕中，塞克人的服饰是：束腰齐膝的短外衣，一条腰带系住，腰带上挂着短剑，下身穿着紧身裤。上衣下裤的服装适于骑马作战，动作灵活方便，开弓射箭，运用自如，往来奔跑，迅速敏捷。中国在战国时期（前4世纪）开始采取游牧民的服饰，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改革服装，采取游牧民的短衣、长裤服饰，改变了以往赵国官兵身穿长袍、甲胄笨重、骑马不便的状况。上衣下裤的服饰是游牧民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之一，如今，整个温带的服装几乎都采取了上衣下裤的式样，只有热带和部分亚热带地区仍然保留上衣下裳的古风。

游牧民对世界文明的交通做出了巨大贡献，东伊朗语族牧民以一种高轮式轻便车代步。随着对马的驯化，马可以骑乘之后，更为轻便的代步方式是骑马，在此过程中，牧民们不断发明和改良马具与骑马技术。随着畜牧向游牧过渡，草原牧民的居所由土制砖屋逐渐转变为移动的营帐，他们建造了易于安装和拆卸的蒙古包。蒙古包是一种以木为结构、以动物的皮或毛毡覆盖的轻便帐篷。

除了以上物质文化外，游牧文化还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游牧民的尚武精神。在游牧社会中，为了拥有水草丰美的牧场和水源，抢劫与掠夺成为游牧民经常性的行为，因此“崇尚勇敢”成为游牧人伦理文化的特征。

宣扬勇敢的方式很多，据希罗多德记载，斯基泰人饮他在战场上杀死的第一个人的血，并将他在战场上杀死的所有人的首级送到国王处，这样，他可以分到一份掠获物，否则就不能得到。在波斯人统治时期，波斯郡太守每年都要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举行典礼，典礼上，他在酒钵中用水调酒，曾经杀死敌人的那些斯基泰人可以饮这里面的酒，未立战功的人则不许饮酒，而是很不光彩地坐在一旁。他们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尚武精神成为牧民的共同习俗，如把战俘的头颅做成饮器。希罗多德记载，具体做法是：“把眉毛以下的各部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但如果他是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镀上金，再把它当作杯子来使用。有人也用自己族人的头来做这样的杯子，但这必须是与他不合的族人并且是他在国王面前打死的族人。如果他所敬重的客人来访，他便用这些头颅做的饮器来款待客人，并告诉客人，他的这些死去的族人怎样曾向他挑战，又怎样被他打败。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们的勇武。”

此外，把敌人的皮肤做成手巾挂在马首也是炫耀战功的一种方式。具体做法是将首级“沿着两个耳朵在头上割一个圈，然后揪着头皮把头盖摇出来。随后他再用牛肋骨把头肉刮掉并用手把头皮揉软，把它做成手巾保存下来，并把它吊在他自己所骑的马的马勒上以示夸耀。拥有最多这种头皮制成的手巾的人，便被认为是最勇武的人物。许多斯奇提亚人把这些头皮像牧羊人的羊皮那样缝合在一起，当作外衣穿。许多人还从他们的敌人尸体的右手上剥下皮、指甲等，用来蒙覆他们的箭筒”。

以上这些习俗在欧亚草原地带，无论是草原西端还是东端，都能看到。在草原东端，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这些习俗一直沿袭下来，在以后的匈奴、突厥等游牧民中还继续保持着。

游牧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是极富表达力的动物艺术。动物形象往往刻在牧民们使用的短剑、小牌、带钩、斧柄、刀柄、铜镜、饰牌、铜箭镞等工具上。常见的动物形象有狮子、奔鹿、狮身鹰头像、怪枭、猛禽、猫科动物等，在南塔吉斯肯和咸海地区的塞克人以狮和豹为母题。这些动物一般双眼突出，两耳竖起。在欧亚草原上，这一艺术是游牧民具有共性的艺术，被称为动物艺术。动物艺术的兴盛期在公元前8—前6世纪之间，到公元前3—前2世纪时开始衰落。游牧民艺术的另一特点是往往以带钩、柄、饰牌等装饰马具、武器、衣着和器皿，并且成为财富的标志。

中亚农耕地区在早期文明时代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农业文化，即灌溉农业和以城堡为中心的城市文化。在波斯人和希腊人的统治下，中亚农耕文化和城市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在此过程中，吸收了波斯和希腊文化，表现了具有综合特征的文化特色。中亚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达到高潮。

在波斯帝国统治之前，中亚南方居民说的是与古波斯语一样的东伊朗语方言，它们按地区称为粟特语、帕提亚语、巴克特里亚语等。在波斯帝国统治之前，中亚文字没有明显的发展，尽管在巴克特里亚和安诺文化考古遗址上曾经发现了刻有四个类似字母符号的石印章，但它们只是文字的一点迹象而已。真正文字在中亚的出现是在波斯帝国统治之后。

波斯人最早用楔形文字书写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局限于书写和记载国家大事和宫廷发布的国王诏令。波斯帝国建立以后，为了适应大帝国的需要，波斯人开始使用广泛流行于西亚的阿拉米文。阿拉米文由22个符号组成，简单易学。阿拉米文成为帝国的官方书面语以后，以它发布命令，书写政事日志与备忘录以及送往各省的外交公文和商业文书。据贝希斯敦铭文，大流士一世曾把铭文的抄件送到各行省去，这些抄件中包括阿拉米文抄件，如今，在埃及发现了贝希斯敦铭文的阿拉米文抄件片断。

各行省在收到阿拉米文的官方文件之后，一些懂得两种或更多语言的书记员将这些文件译为当地太守能够看懂的文字。于是，中亚地区出现了熟悉和使用阿拉米文的书记员。后来，帕提亚语、粟特语和花剌子模语等中亚语言也开始使用阿拉米文书写，如粟特文就是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在花剌子模附近的科依克雷尔干卡拉发现了属于公元前3世纪的一个陶罐，其上的铭文据说是阿拉米文；巴克特里亚及印度西北部也采用阿拉米字母书写本地语言，在艾哈农发现了写有阿拉米文字的贝壳，上面记录着各种账款。1948年，在旧尼萨城发现了大批酒瓶碎片，其上有铭文，据研究，铭文的语言是公元前2—前1世纪用阿拉米文书写的帕提亚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