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英国和法国的再动员

1917年3月（俄历2月）的俄国革命，是由于国内各团体长期疏远政府以及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造成的。1916年6月俄国发动的“布罗希洛夫攻势”获得成功，本来应该给俄国的战事带来一线生机，但是这次成功的战役却让俄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巨大的损失和没有一鼓作气继续取得胜利，使国内对沙皇更加失望，反对之声更加强烈。1915年年底，俄国开始出现食物和燃料短缺，加之沙皇尼古拉二世拒绝进行温和的政治改革，让他不被人们接受，本来在1915年初的大撤退危机中，温和的政治改革呼声聚集了一些对沙皇政府的支持。举个例子，泽姆阁（Zemgor）是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委员会，也是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为军队提供军火、军服和其他设备，也做了大量其他工作，如照料伤员。沙皇大肆任用反革命分子到关键岗位，同时在德国出生的皇后及皇后宠臣——修道士格里高利•拉斯普京（Grigorii Rasputin），整日里在沙皇耳旁进言，致使出现“沙皇不惜失去所有人的信任”也要固执己见的局面。1917年1月的一份警察报告警告说，母亲们被长久在商店里排队弄得疲惫不堪，也被眼见孩子们吃不饱和生病搞得心烦意乱，越来越露出危险的反叛之意。1917年3月，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大罢工升级成叛乱，军队拒绝去平叛。一伙将军逮捕了沙皇，3月15日尼古拉退位。俄国的新统治者是自由临时政府的成员，【228】新政府想把战争继续打下去。1917年7月发动的“克伦斯基攻势”以失败告终，新政府失去很多支持者。列宁在1917年11月（俄历10月）获取了权力，到1918年3月，他把俄国拖出了战争的泥潭。

图6-3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和他的部队在一起

1916年，战争的全面性从很多方面在英国得到强化。英国首相阿斯奎斯于1916年12月被他的自由党同事大卫•劳合•乔治取代，这标志着战事升级。1915年5月，阿斯奎斯愈发担心自由党组阁的政府对战争那种拖拖拉拉的举动，于是和在野党联合工会（保守党）结成联盟。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政治后果的一件事是在英国逐渐实现征兵，1916年1月发出了单身男人参军的号召。1915年，志愿报名者人数开始下降。1915年颁布了“德比计划”（the Derby Scheme），这是介于自愿和强制之间的一个方案，该方案到1915年年底显然失败了。但是，就此认为志愿兵役制全面失败是荒谬的，因为，“一战”中英国军队里服役的士兵有一半是志愿者。新西兰和加拿大也在国内推行了征兵制。在澳大利亚，有两次备受争议的关于征兵制问题的公民表决，结果征兵制被否决，很多士兵都投票反对。【229】英国征兵制的出现，给英语增加了一个新词汇——“conchie”或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指由于政治或者宗教原因，从良心上拒绝服兵役者。在逃避或者推迟服兵役的人中，只有2%的人是因为宗教或者政治原因（其他的原因有赡养家庭、小公司的关键职员等）。所有这些拒绝服兵役者都在法庭上做了陈述，至少有125万个案件做了裁定。【230】有些拒服兵役者被安排到了非作战岗位，还有一些被判入狱。尽管有少量的人有反战情绪和反战行为，例如瑞德•克莱德塞德（Red Clydeside），但是绝大多数英国人（这里说英国人表示不是爱尔兰人）支持战争。

工人罢工，主要是为了利用劳动力短缺的机会获得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这些罢工与俄国的革命罢工有本质区别。工党和战时政府是一种小伙伴关系，英国总工会也与战时政府基本保持一致。1918年工党在普选中取得的胜利。

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Lemenceau），在很多方面相当于是法国版的劳合•乔治。这位76岁高龄的“老虎”，在1917年11月当选为法国总理，而他的上任也同样象征着战争升级。他是一个极具魅力、众望所归的旗帜性人物，他的信条很简单：“我要打仗。”用杰里米•布拉克（Jeremy Black） 的话说，克莱蒙梭“向法国的经济注入了一缕强烈的独裁气息，但是正因为此，工业生产全力支持战争”。【231】克莱蒙梭通过与劳工组织和解，使他的强力措施与反对意见达成平衡，起到了维护国家团结的重要作用。【232】

图6-4　乔治•克莱蒙梭（1917～1920年任法国总理）

1917～1918年，战争疲劳感在英国和法国急剧上升，乃至两个国家不得不再次动员国民，确保战争顺利进行。再动员结合了镇压和说服工作。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夸大了对和平主义者的恐惧心理，试图审查和平主义者的刊物，并杀一儆百。E. D.莫雷尔（E. D. Morel）是英国民主控制联盟领导人，一名和平主义者，1917年被判6个月监禁。这样的手段有时候会事与愿违，正如1918年一名法国女权主义者海伦娜•布里翁（Hélène Brion）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被指控为失败主义者，她仅仅被判缓刑，但是这次审判使她得以把她的观点昭告天下。劳工动乱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潜在威胁，在英国和法国都有很多罢工，因为工人们想利用他们的优势，赢得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但是这些罢工有可能被政治化，并转向反对战争。为了结束工人罢工，一些被认为是闹事者的人被逮捕，政府取缔了罢工，并进行了务实的谈判，譬如克莱蒙梭为了把他的强力措施与反对意见达成平衡，与有组织的劳工进行和解，对维护法国国家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233】

在使用了强制手段的同时，也要使用说服手段，两者相辅相成。“一战”的第三个满年——1917年，在英国和法国，百姓支持国内进行社会、民主和工业改革。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6月，英国《人民代表法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获得通过，并于1918年1月生效。该法案通过赋予全部男性公民投票权和30岁以上的女性公民投票权，把选民数量扩大到原来的3倍。政府与劳工组织结成联盟，意味着英国和法国的工会在讨论工人薪水和工作条件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影响力。【234】宣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建立了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的机构来开展宣传活动。法国的宣传机构是“反敌宣传协会联盟”（Union of Associations Against Enemy Propaganda，法语缩写为UGACPE），英国的宣传机构是“国家战争目标委员会”（National War Aims Committee，NWAC）。海报、传单和公共集会——这些选举活动中常用的说服手段，与电影这种新媒体一起来使用，两个宣传机构都利用移动电影院传播他们的信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现代宣传手段的诞生，但现代宣传却名声不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人们普遍相信，英国的宣传非常有效地把中立的美国拉进了“一战”，并在打败同盟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这点来说不无道理，但是与之并存的另一个观点——英国的宣传整个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却大错特错了。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Master man）所领导的英国主要宣传机构“惠灵顿宫”（Wellington House），是建立在这样的工作信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