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战争降临

谁之罪？


20世纪30年代，大卫•劳合•乔治注1在写战争回忆录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会陷入突如其来的、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呢？”这位在“一战”后半期任英国首相的男人这样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这是一场悲惨的事件，“没人希望爆发战争”，但是“各个国家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5】大卫•劳合•乔治的观点也是当时人们对“一战”的普遍看法，最有力的证明就是美国历史学家悉尼•B.费伊（Sydney B. Fay）1929年提出的：“没有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哪一个人，要对战争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费伊还进一步谴责了1919年《凡尔赛和约》里所谓的“战争罪责条款”（War Guilt clause），该条款声称“德国与其盟国的侵略”应对这场战争负责。【6】

《凡尔赛和约》对战争起因做出的裁决，远远超出了那位半退休的政客在回忆录中阐明的观点，也远远超出了那位历史学家在象牙塔里做出的武断结论。他们企图动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这可是一场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的战争。如果说这场战争属于偶然，那么是否意味着它是可以避免的？引申而言，是不是数百万人的死亡就毫无价值呢？这场骇人听闻的、毁灭性的战争，带来的战后世界格局并不理想，因此给人们徒劳无功的感觉，令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不值得进行。2012年，备受尊敬的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出版了一本关于“一战”缘由的著作《梦游者》（Sleepwalkers），产生很大影响，该书的观点本质上与大卫•劳合•乔治和费伊没有两样。在书中，克拉克声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像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剧本那样，剧本的结尾我们总能看到舞台上的尸体旁站着一名凶手，他手里的枪还冒着烟。“一战”这段故事里没有冒烟的枪，也可以说，故事里每个主要角色手里都有一把冒烟的枪。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的爆发是灾难，不是罪行。

回避战争的罪咎成了时尚。在一场报刊辩论中，另一位学者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也赞同克拉克的观点，认为“是时候远离‘指责游戏’了”，他转而又说这场战争毫无意义，“1918年战争虽然终结，却没有胜利者……那些参战的英国男人们可能认为他们在为保卫自由而战，他们错了”。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写了一部600多页的著作来讨论战争的起因问题，但是到底是谁挑起了这场战争，她却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7】有一则关于《梦游者》一书的评论，称克拉克的观点“成功地把那些旧的历史共识扔进了垃圾桶”。【8】事实并非如此，克拉克的《梦游者》只不过是对一场重大历史事件的辩论，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也不会没有影响，尽管该著作也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圈外人士的极大关注。这场辩论还在进行。

评价史学作品，必须依据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来进行。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了为“一战”翻案的声音。《凡尔赛和约》在一些国家受到指责：英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斥责它太过苛刻（这种观点当然受到德国的欢迎）；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于1919年撰写了一部颇有影响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其中对该条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大卫•劳合•乔治的战争回忆录相较于战争诗人、英国前陆军军官齐格菲•沙逊（Siegfried Sassoon）的作品，更有资格被列为“幻灭文学”（literature of disillusionment）之类。费伊是在大众质疑“美国延迟进入战争是否明智”这一背景下进行写作的。同样，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值长达15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结束之际，人们已不再幻想通过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我们应该设法从战争发生的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尽量避免马后炮式的观点，避免把21世纪的价值观强加给100年前的人们。

历史学家霍尔格•赫维希（Holger Herwig）在评价《梦游者》和另外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中指出1914年的决策者犯了“疏忽的错误，而不是犯罪”）时指出，这两部著作的观点“很危险，把我们带回”到大卫•劳合•乔治对“一战”的认识上，大卫•劳合•乔治认为列强是踉跄卷入了战争。【9】这种“卷入论”是对关于“一战”所做的50年研究的否定。赫维希是对的，事实胜于雄辩，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