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结语

间观念与物品的传播而导致的结果。这需要我们将关注点从生产方式转移至消费方法，审视商品的社会意义以及“跨文化有效性（intercultural validity）”的建构；共同接受的国际标准既合乎惯例又令人信服，是因为这些标准传播范围广泛，似乎是普遍适用的。[10]

尽管一些重要的创新——如人类话语或最近的电子革命——可能“最初兴起于一个特定的地点”，之后才向外辐射至新区域，但是这种情况并非常态。[11]谢拉特的观点的最大优势在于，他并不依靠于一个“中心”，而是着眼于各个“中心”之间的互动。换言之，在互相作用论者看来，“多向（multidirectionality）”要比“同向（unidirectionality）”重要得多，后者便是旧式的传播论者的执拗之处与致命缺陷。

这些延伸的交流网络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非平等的关系，通常被称为“核心—外围（core-periphery）”式关系；有些是平等的关系，其中多个政治自治中心在文化和经济层面上彼此互动。后一种关系类型被称为“同等国家的互动（peer polity interaction）”，很大程度上是由考古学家建构的。正如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指出，这种关系类型“指代了在一个地理区域或是更大范围内，各种彼此相邻或接近的自治型的（如自我统治型的政治独立的）社会政治单元体之间发生（包括模仿和效仿、竞争、战争以及物质商品与信息的交换）的所有交流活动”。这种同等级国家之间的互动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结构性同质（structural homologies）”，尤其是在“规模与地位相同的国家”之间。[12]

因此，同等国家的概念试图关注外因变化与内因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其通常出现在同一区域内的相互作用的多个单元体之间。故而，这种互动关系一般具有多种外部促进因素，是强化与变化的主要来源。互相刺激的机制包括了竞争性效仿，这种行为鼓励财富与权力的展示，以增强自身在多国体系内的地位。这种机制与我们的研究密切相关，在“积极型互惠关系（positive reciprocity）”中有所体现，比如在交换礼物时表现得非常慷慨，或是建造更大型的纪念物——如狩猎场——以超过其他竞争对手。也就是说，这种效仿是有一种意识的行为，而竞争性的展示则倾向于让双方的实力均有所增强。因此，这种文化同质性的倾向并不是“强加”的结果，而更经常是一种“挪用（appropriation）”，即逐渐接受某些行为模式和实践，最终变为一种常态。这些遵循行为是自愿的，因为没有一个中心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中心之上。

这一过程常见于小型政体之间的互动活动，即在有限的区域内执政的酋长部落或城邦之间，例如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在那时，不同公国的贵族阶级之间的活跃互动关系最终形成了塞缪尔·诺亚·克莱默（Samuel Noah Kramer）所称的“国际贵族团体”。[13]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印度南部地区。在公元14～15世纪时，保守的印度国家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采纳了毗邻的伊斯兰国家的朝服与头衔（titulature），尽管当时该国内的贵族阶级中有强烈的反伊斯兰情绪。宫廷文化的国际化增强了维查耶那加尔王朝的政治地位与权威，有助于其参与和接触更宏大体系内的商业与文化交流资源。[14]

这些更宏大的体系是多个区域范围相互作用的副产物，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杜比（Duby）认为，在公元11～12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西北欧地区与斯拉夫世界中，基督教宫廷不仅开始效仿彼此，也效仿同时代的南方与东方的伊斯兰国家。[15]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并非前现代时期最大规模的互动范围。即使在古代，这些互动范围有时也会跨越整个大洲。例如，战车和冶金术在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传播，并没有某一个主导的文化或政治中心。[16]

对本书的研究而言，首要的问题在于，相距遥远的国家是如何了解到彼此的狩猎活动与狩猎方法的？简而言之，皇家狩猎活动的国际标准是如何诞生的？由于我们已经仔细审视了这些外在刺激因素的传播渠道，此处只需简要地重述一下：①通过商业交换和王室馈赠而进行的国际动物交换活动；②动物管理专家通过吸引、胁迫和外交使团等途径在皇家宫廷之间频繁移动；③定期——通常是强制——邀请外国宾客和使节参加皇家狩猎活动；④最后是以伊朗为代表的，对外国皇家狩猎活动的多种视觉再现，并通过各种艺术媒介——金属器皿、织物和俑器——长途跋涉来到西方拉丁语地区、中国、朝鲜与日本。[17]

当我们将目光从机制问题转移至动机问题，也就是人们接纳国际标准的背后原因时，我们可以从文化焦点（cultural focus）的现象入手，审视人们对文化现象中的某些因素表现更多兴趣的倾向。这种倾向体现在阐释、差异、鉴赏以及关于促进专门化词汇增加的细节的热烈争论中。[18]对我们的分析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有利于人们细致地探寻和审视外国文化中出现的类似的文化焦点，即在特定的区域内接受外部影响的能力。[19]

对贵族猎手而言，各种证据都记录了他们对狩猎活动表现的强烈而持久的迷恋，这既包括这些贵族猎手本身，也包括远近的邻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皇家猎手会不停地谈论狩猎活动，与外国访客交谈时也是如此。狩猎活动成了一种跨文化桥梁，任何抵达宫廷的外国贵族都会自动被看作对狩猎话题感兴趣的狂热猎手。有的时候，正如罗伊与贾汗吉尔的对话所显示的那样，狩猎活动是一个经过特别甄选的安全的社交话题，可以避免造成任何不快；而有的时候，正如1720年伊斯迈洛夫与清朝要臣的谈话显示，后者只是比起谈论“政治”更喜欢讨论狩猎活动而已。[20]

狩猎话题的巨大吸引力也显示了贵族阶级中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应当向遥远的外国宫廷询问有关于狩猎活动的重要信息，而其他的文化圈不一定具有这种好奇性。阿克巴大帝的儿子苏丹穆拉德（Murad）在对耶稣会士的各种询问中，主要关注的是葡萄牙的野生动物以及狩猎活动中猛禽的使用。[21]在一个关于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中，也表现了对外国狩猎活动方式的同样关注。据当时的史料记述，当腓特烈二世收到来自蒙古人的归顺命令时，他开玩笑地说到，如果自己归顺的话会成为一位驯鹰师，因为自己对鸟类非常了解。[22]尽管并未真正实现，这件事依然准确地展现了人们所理解的遥远国度的宫廷及其品味和喜好，突出地折射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假设，那就是任何强大的王公都会愿意接纳一位遥远国度的经验丰富的驯鹰师所提供的服务与信息。

神秘的鉴赏能力（arcane connoisseurship）是文化焦点以及对外国变体兴趣的另一种常见特征。《狩猎》（Cynegetica）据传是欧庇安（Oppian）于公元3世纪前后所作，其中便列出了从埃及到凯尔特地区再到西部草原的18种不同“族群”的猎犬。此外，欧庇安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猎犬的习性与特征，提到这些“最为优质的［猎犬］极大地占据了猎手的心思”。[23]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10世纪时一部狩猎著作的作者伊本·库沙基姆（Ibn Kushājim）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