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结语

宏观历史


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学者在研究文化时，一般都是从精英文化（high culture）与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间的二元对立开始的。前者有时被称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或大文明（great civilization），后者则有时被称为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或通俗文化（folk culture）。后者又被认为是局限于本地的，比较具体而稳定。前者一般凌驾于多种大众文化之上，其传播的地理范围更广，但同时内在也更加连贯，更加系统或正统。通常而言，我们倾向于在时间跨度内审视“大传统”发生的变化，而在空间跨度内审视“小传统”发生的变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也部分地体现在现实当中，即历史学家通常研究大传统，而民族志学者则专注于小传统。

最近，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一种国际文化（international culture），其中有的元素——如数学——是完全去国有化的（denationalized），而有的元素——如音乐——则依然带有本民族或文化起源的印记。因此，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多层的文化蛋糕，包含着本地的、区域的、民族或国家的、文明的以及国际或全球的元素。

从时间顺序上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远古时代是同时共存的，据推测始于近东、印度、中国和中墨西哥（Central Mexico）的复杂的城市型社会。那么，我们是从何时开始获得外面的这层国际层（international layer）的呢？我认为，对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答案在非常近的时代。很多人很可能会赞同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观点，这位英国社会科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时看到了全球化的萌芽，称之为“社会层面的普遍变化”——这是19世纪时因通信和运输的新技术而产生的一种现象。[1]其他人可能会将全球化的开端向前推延几个世纪，直至所谓的“哥伦布交换”时期，当时各类技术、意识形态、商品、生物与疾病都以很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显然，如果以严格的全球标准来衡量，那么就定义而言，“国际层”一定出现于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后。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旧大陆的话，那么则会在远远更早的时期发现一些最初的（也是无意识的）“全球化”趋势。

国际文化的出现显然要追溯到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即公元纪年之前的几个世纪。国际文化的具体体现包括了源于精英文化的各种机构、社会行为、娱乐活动与社会风尚，以及逐渐在欧亚大陆内流行开来的很多遥远地区的民俗传统。例如，在中世纪早期，裁剪合身的有袖夹克衫从中国到欧洲都非常流行。[2]同样明显甚至更加普遍的是礼衣和罩袍的习俗，这是从日本到英国的民众的政治与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3]在大众文化方面，起源于印度的看图叙事（picture recitation）也具有类似的影响范围。[4]我们还可以将马球运动囊括在内，这是第一项国际运动，从朝鲜到地中海的贵族阶级与平民百姓都参与其中。[5]当然，皇家狩猎活动是另外一种跨越大洲的国际惯例。

在这里，我们需要界定一下这种国际文化的关键特征。我们如何判断一种文化属性——实践或是物品——是否国际化呢？这并非易事。尽管人们非常关注“大文明”、本地与区域共同体的文化生活与价值，却没有同样关注更大规模的国际社会的文化生活。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初步提出一些标志性特征，以助于识别和分析前现代时期欧亚大陆的这一国际文化的组成元素。

第一，也是最明显的是，这种文化属性必须具有广泛的分布范围；此外，必须大约同时在地球上的一大片区域内流行，或者如我们所分析的例子一样，是在整个大洲范围内流行。

第二，在很多例子中，人们承认这一属性并非自己独有，而是也在其他的宫廷、文化、国家、文明或帝国中出现。

第三，是一种由于广泛的国际流行性而变得受欢迎的属性。在一种文化内部，其威望可能会因外国起源或在外国流行而增强。

第四，这种国际文化的很多元素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这些元素会伴随、促进、标识或纪念其他类型的远距离跨文化交流活动。

第五，很多元素可以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途径。有些活动、产品和仪式并不需要翻译或解释，便可以传达清晰的信息，如支持或警告。

当然，以上论述也透露，文化属性可以移动和传播。这就将我们带至一个普遍而长期的争论的核心，那就是文化传播在历史活动中的本质以及所发挥的角色——尤其是在大洲或全球规模上。

在公元8～9世纪时，人们愈加认识到不同而遥远的文化之间具有很多相似性，有时甚至惊人的相同。这在欧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促使形成了比较方法和用以解释一致性的新理论。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人类精神一致性的副产物；另一些人则提出了进化理论，认为所有的人类文化都经过了类似——甚至是相同的——历史阶段；最后，另一支学派认为，这种一致性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以及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广泛接触与彼此交流的结果。[6]

众所周知，一些早期的文化传播论者十分刻板，他们坚持认为人类非常不具有创造性，因此源自有限的创新中心的新属性的传播，才是文化层面出现变化的原因。在最极端的论述中，该学说定位了一个起源中心——经常是埃及——认为早期文明的所有基本元素均源自于此，之后才传播至世界各地，促进了欧洲、亚洲、太平洋与新大陆中早期复杂型社会的兴起。[7]这种极端的观点很快便遭到人们的抨击，在方法论与证据基础上都遭到了系统而有效的驳斥。[8]最近，这些旧观点再次复活，这次伪装为“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c theories）”，并且依然认为所有重要的人类文化成就均源于埃及，宣称这些文化属性进行了洲际与跨洋的传播。这一观点虽然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依然具有一批拥护者。[9]

由于最终极端阐释方法的缺点十分明显，传播研究（diffusion studies）在20世纪后半叶变得声名狼藉，逐渐衰落。单个创新中心的强硬言论引起了应有的深刻批判，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贬低——甚至是诋毁——将接触与交流作为文化层面发生变化的原因的考察。此外，在回应这些谬误观点时，人们还倾向于怀疑任何将人类文化史置于更大框架之内的行为。

对宏大叙事与传播论者的否定，以及对长期和大规模的问题的怀疑，将具有涵盖度和纵深度的历史排除在外。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认为，这样的观点颇令人遗憾，因为在界定变化、关键的转变、复杂性的增加或者稳定期时，我们都需要采用一个长期的视角。安德鲁进一步指出，在阐释本地的发展变化时，只考虑本地情况的做法已经成为主导趋势。然而，地方史或区域史并不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地方的变化并不能只通过本地情况来解释，而是必须置于更大的语境之内进行审视。与“自治论（autonomist）”视角相对比，谢拉特提出了一种“互相作用论（interactionist）”的研究方法，将过渡与变化看作是不同社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