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结语

举了判定猎犬品质的具体标准，如毛色、举止、头型、脖颈长度、比例等。[24]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厌恶地提及自己的丈夫彼得三世，后者及其密友一直争论各种外国猎犬的优点，并且组织不同犬种之间的比赛来解决争论。[25]

可以预料的是，猎鹰也得到了类似的待遇。来自遥远国度的各种鸟类一直很受欢迎，而且还出现了各种专门的词汇用于无休止地讨论猛禽的行为、疾病、身体特征与能力等。[26]鉴赏能力一般包括了高水平的区分，尤其是他人难以做到的区分，从而辨别一些微小但是“关键”的区别。这既包括现实的区分，也包括想象的区分。[27]在忽撒姆·阿杜拉（Ḥusām al-Dawlah）关于鹰猎活动的著述中，他区分了3种类型的苍鹰以及不少于14种类型的猎隼。对于每一种猎鹰，忽撒姆都详细描述了它的狩猎特征与习性，包括其是否“温柔”、“高贵”或“驯服”。自然而然的，专家们喜欢探讨和争论的便是这些细微且经常并不存在的区别。例如，忽撒姆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评判一只游隼（baḥrī）时，人们有必要数一下游隼中指上的鳞片；他宣称，一般来说游隼中指有17或18片鳞片，目前最好的游隼则有21片。[28]

最后，对狩猎活动的关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无尽的精致以及对异域和新奇事物的开放态度。其中，阿克巴大帝便非常喜欢尝试新的技术，譬如在晚上的月光下猎鹿，或者在巴达克山（Badakhshān）的山间小道上需要用手抓住猎物的猎鹿活动。[29]此外，阿克巴大帝会因为新猎物而感到非常兴奋，例如在他第一次捕猎野驴时。阿克巴大帝的儿子贾汗吉尔也是如此；在他第一次听说原鸡（jungle fowl）后，便立刻作特殊安排前去捕猎。[30]

当然，新奇的动物狩猎助手也具有类似的吸引力。鸬鹚（Phalacrococrax carbo）很容易驯服，可以被训练为主人捕鱼。在中国，家养化的鸬鹚出现于公元10世纪前后，被广泛地应用于商业捕鱼活动中。在远西地区的意大利、荷兰与英国，鸬鹚却是在野外捕捉后，再被训练为皇家猎手捕鱼的。这些地区与日本的情况相同，都将鸬鹚捕鱼作为一种宫廷独有的娱乐方式和观赏性的体育活动。[31]

沿着边缘继续前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马可·波罗关于忽必烈的记述。据称，忽必烈带着“狮子”进行狩猎，在这里显然指的是老虎。若认为马可·波罗的记述可信的话，则只能理解为是将笼中的老虎放出捕捉猎物。马可·波罗并未提及在这些猫科动物捕获猎物之后，如果才能使之再次回到笼子中。[32]如果这一记述是历史事实的话，那么其目的则非常明显，那就是彰显自己可以完成这种事情的能力。无论如何，马可·波罗的记述强调了在皇家猎手中比较常见的进行试验的欲望。

这种挑战现存界限和探索新的可能性的欲望，虽然非常奇特，但在莫卧儿帝国的早期宫廷中非常明显。一方面，当时的猎手非常喜欢利用驯化的“āhū”——鹿或羚羊——并训练其捕捉自己的野生同类。这种狩猎方法是将一种特制的捕网拴在鹿角或羊角上，人们往往会就此来打赌。[33]最不可思议的是，莫卧儿宫廷甚至训练大个的青蛙来捕捉麻雀！阿布尔·法兹尔（Abū’l Faẓl）曾严肃地讨论了这一神奇的事迹。[34]尽管印度北部地区的这种“猎鸟蛙”并未传播广泛，但正如此前指出，北欧地区的猎鸟犬传播得非常广泛。

那么，这些传播是如何在特定例子的地区发挥作用的呢？同等国家之间的动态互动是各不相同的。第一，局外者会挪用外国文化习俗和事物，以增强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在国内的权威。第二，局内者倾向于将自己的文化规范投射于遥远国家的统治阶级身上。统治者与所有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某些实践行为是普遍的，是为其他所有宫廷所共享的，无论这个国家有多么遥远。因此，这种普遍的文化实践不仅对其自身而言非常重要，而且对世界的其他部分也造成了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已经成为这些实践方法展示和继续传播的一种途径。

为了阐释这一文化辩证法（cultural dialectic），我们可以探寻一下公元8世纪初猎豹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有一段时期，突厥斯坦的非蒙古统治者面临着来自阿拉伯方面的强大的军事压力，于是向中国的唐朝请求援助。[35]这一过程涉及了一系列的外交或朝贡性质的出使活动，突厥斯坦向唐朝宫廷进献了狩猎用的猫科动物等礼品，期望唐朝宫廷会喜爱这些贡品，并更加友好地看待突厥人的援兵请求。在这一关系中，我们有必要注意到，这些传播活动不仅涉及了实体可见的商品（猎豹），也涉及了信息（即驯豹师）的交流，而正是这种组合促进了物质文化的一致性发展。[36]

在这里很明显，处于下级地位的突厥首领将自己的狩猎方法和喜好投射于唐朝统治者身上，那么为何中国的贵族阶级还热情地予以接受了呢？原因有二。首先，中国北方的贵族阶级本身便非常热衷于狩猎活动，因此猎豹是一种新奇而令人兴奋的变化。其次，在8世纪时，唐朝宫廷中几乎满是西域各国进献的贡品猎豹，大量出现的猫科动物令中国宫廷认为，所有有地位的宫廷都会使用猫科动物进行狩猎，也就是认为这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国际标准。

这个例子在另一方面也很能给我们启发。尽管突厥斯坦的所有城邦都并不是与中国朝廷同等级的政体（很多实际上是中国的附属国），但它们之间仍然有频繁的互动。在这个例子中，或者说可能比我们通常的看法更加常见的情况，是那些更加开放和往往更加革新的外围地区对核心区域施加了影响。

在皇家狩猎历史上，同等国家相互竞争和效仿的现象多次出现。马可·波罗曾称，中国的元朝宫廷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猎鹰与猎犬”，这无疑在忽必烈听来会非常悦耳。[37]显然，阿布尔·法兹尔的夸耀也期望能够得到同样的回应。阿布尔·法兹尔称，在阿克巴大帝治下，“各种各样的动物，无论是猎物还是其他，都从波斯、突厥斯坦和克什米尔被带至这里聚集起来，让观者们感到无比惊奇”。[38]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统治者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在1320年代，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在访问中国元朝时便目睹了一场这样的游行。据他记述，皇帝乘坐一辆由四头大象拉动的象车，随行携带了12只矛隼，每遇到一只鸟时便会放出猎鹰捕捉。[39]这种活动非常有力地展现了本国的控制范围与拥有的资源，即能够在中国的北部平原，使用来自亚北极地区的猛禽捕猎，而拉动车子行进的则是来自亚热带地区的大象。

大约三个世纪之后，布罗耶克（Broecke）在行文中提到，贾汗吉尔经常会在骑马和骑象狩猎时，带着“训练好的猎豹”、猎鹰、猎犬与枪支。[40]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位非常在意自己是否胜于别国的统治者，他使用了从古至今的全套狩猎用动物、方法与技术。但有些矛盾的是，这种有意识地追寻出众和异域的事物以让自己不同于他人的行为，却直接导致了频繁的借用与效仿，最终致使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皇家狩猎活动趋向于同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