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年的牵挂,守望一世的情缘

　　如果你相信爱情，这个故事会带来温暖；反之，这个故事则会带来信念。

　　缘分

　　李丹妮的父亲李树化，是祖籍广东梅县的泰国华侨。童蒙时期，李树化就返回祖国接受教育。在梅州中学读书期间，与同校学习的林风眠结为好友。辛亥革命之后，林风眠组织了130位梅州青年出去看世界，李树化瞒着家人偷偷跑出来，随着同乡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

　　1926年，李树化娶了一位法国女子为妻，同年一起回到北京，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与林风眠共事。1927年5月24日，李树化的独女在北京出生，起名李尘生，法国名字叫丹妮。后来，李树化又带上全家随林风眠搬到杭州，继续在西湖艺专音乐系任教。

　　1953年9月，福建上杭人袁迪宝进入浙江医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公共卫生学科的大学生。他的俄文老师，就是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精通英、法、俄、德和中文的李丹妮。这位漂亮的混血儿，比袁迪宝大一岁。两人都有一双明亮聪颖的大眼睛，一见面，就彼此印上了友善和默契。身为班长和俄文课代表的袁迪宝，每次俄语考试都是满分。他的勤奋和优秀给丹妮印象深刻，而丹妮老师的专业精神也令他感佩不已。

　　李丹妮说：“我们接触得很多，我常找他，当时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俩很像，我们是一个人。”袁迪宝则回忆：“我们的宗教信仰相同。再加上她经常给我拿字典、参考书，甚至还有生活用品……毛衣之类，她也给我织过，白色的羊毛衣。我是很感动，那个时候我们可都是穷孩子。”

　　命 运

　　李丹妮身材娇小，可个性很倔强，认准了理就不会轻易屈服。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国各地都隆重悼念。在浙江医学院举行的纪念活动时，大家都戴上了黑纱，可是李丹妮说：“我为什么要戴？我家里没有死人。”活动过程中，要多次举起手来喊口号，有同学怕她惹祸，拽着她的手举起来。

　　1955年8月初，因为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袁迪宝所在的浙江医学院卫生系要并入成都华西医学院。临走前，李丹妮隐约看出了袁迪宝有心事。

　　李丹妮说：“那时我已经感觉到，他有事不敢跟我说，怕我难过，肯定是这样的。”坐在芙蓉树下，袁迪宝忧郁地讲出了心事：原来在上大学离开家之前，迫于姐姐的压力，他已经与匆匆相识的姐姐的同事黄秀雪结婚。也就在同一时刻，李丹妮还知道了袁迪宝马上要去成都。

　　李丹妮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没有权利把幸福建筑在另外一个女人的不幸上，“去抢别人的幸福，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在袁迪宝快要离开杭州前往成都的时候，1955年8月5日，他俩在苏堤上拍了一张合影，这是青春容颜留下的最后相聚。

　　等 待

　　然而，不论是言语上的“分手”，还是真正的分别，其实都没有冷却两人的感情。

　　他们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每封至少2000字，为了省钱，攒足一周的信才一起寄出。

　　“我正在热烈地爱着你，日夜思念正像你也爱我一般，我在为你郁闷，祈求得到你的爱怜，为了得到你的爱怜，我宁愿粉身碎骨……我祈求上天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这是1955年9月17日晚，袁迪宝在公园柱灯下写的信。

　　都说爱情是自私的，但即使他们深爱对方，即使袁迪宝的婚姻更多是出于对姐姐的顺从，但他从来都没有离婚再娶的念头，李丹妮也从未想过要他离婚。

　　1956年3月末，李丹妮决定去找浙江医学院领导谈一谈。此时她已经在学校当了6年助教，60元工资也一动不动领了6年。李丹妮是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年，在一个热爱国家的氛围中长大，她也渴望进步。她想问问，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但是领导一句“我们总觉得你这么一个人，真是没有一点儿政治觉悟”，让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原本是为了求一个期许和希冀，结果是，李丹妮带着一个突发的决定离去。回到家，她跟妈妈说，想离开这里回法国。只是她自己绝没有想到，这一走，55年后才能再见袁迪宝。

　　李丹妮回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她说：“只有一个男孩住在我心里，那就是袁迪宝。”

　　坚 守

　　1956年7月12日，李丹妮和母亲到达法国马赛港口，没想到亲戚们却嫌弃从中国回来的她们。母女俩的生活非常窘迫，李丹妮用一年时间取得了速记打字的毕业证书，1957年7月1日应聘进一家公司，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17年。1960年，李丹妮获准入法国籍。

　　扶 助

　　在中国，1957年7月，袁迪宝从成都华西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李丹妮到了法国以后，还密切地与袁迪宝保持通信。1959??1961年，中国经历了3年经济困难时期。恰恰在这3年里，袁迪宝的3个男孩子一个接一个呱呱坠地。李丹妮在与袁迪宝的书信来往中，知道了袁家的生活状况。虽然袁迪宝不肯，但李丹妮还是以法国公司寄商品的名义，不断地买奶粉、饼干、衣服、玩具等，寄到厦门。

　　“我不能告诉他们这是谁。有时我爱人看到我拼命看信，看英文信，会奇怪，我才稍微透露一些消息说，这个是我的俄文老师，对我非常好，给我的羊毛背心还在那里。我没有说我们的关系。”

　　对此，李丹妮很坦然：“他后来还是很幸福的，有个幸福的家庭。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当时我跟他结了婚，他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波 折

　　1966年夏天，李丹妮收到一封从香港发出的匿名信。信上说：“不要再写信了，你在害人。”李丹妮一看就明白，这指的就是厦门的袁迪宝。她很害怕真的造成不幸的后果，于是马上停止了通信。

　　直到1976年，李丹妮按捺不住焦虑和牵挂，再次往防疫站的旧址寄出了一封信。此时，防疫站已经搬走，信很快就因“查无此人”而被退回。这是李丹妮保留的唯一一封自己写给袁迪宝的信：“……展开在我眼前的是你1965年5月12日的信，那似乎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信……迟疑了很久，终于决定给你写这封短信，但愿你能读到它……”

　　李丹妮也曾经在1980年、1986年、2000年3次回到中国，但均未能找到袁迪宝。此后，李丹妮也就放弃了：“当时我想，算了，他的生活一定很好，孩子也大了。如果我突然出现，他会怎么想呢？”

　　重 逢

　　袁迪宝在70年代也写了七八封信给李丹妮，都被退回来。“我就以为她会不会到马赛、巴黎去工作了，地址变化了。我不相信她是短命鬼，她一定还在，一定会写信给我。”

　　1994年3月，黄秀雪患上了口腔癌，8个月后去世。从此，袁迪宝独自生活了13年，他自嘲已经成了“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我的同事、姐姐、嫂嫂都劝我再找一个老伴。但是我坚决拒绝了，我还有一个亲人在法国。”

　　2010年春节，袁迪宝姐姐的儿子无意中提起袁迪宝年轻时与俄文女教师的一段情缘，这是儿媳欧阳鹭英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我问爸爸，你为什么没有再和她写过信啊？他说，80多岁了，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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