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

8世纪中叶以后，中亚地区发生的重要变化是地区居民改宗伊斯兰教，随之，中亚地区原有的波斯文化逐渐与伊斯兰文化结合，促进了中亚文化的繁荣，中亚地区也逐渐融入了伊斯兰文化圈。

首先，阿拉伯语在中亚流行起来。阿拉伯国家规定阿拉伯语为官方和各地通用的语言，阿拉伯国家的统治是促进中亚地区阿拉伯语取代粟特语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史籍中，以安、康为姓的昭武九姓人名于8世纪中叶以后很少见到了，中亚城市国家向唐朝派出的朝贡者大多数以“蒲”为姓。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河中地区居民开始使用阿拉伯人的姓氏。也就是说，中亚居民中出现了阿拉伯语的姓氏和名字。183在《叶儿羌文书》的G. I. 2号文书中，缔约人为“不花剌人伊斯伊尔”、“撒麻耳干人奥马尔”。“伊斯伊尔”、“奥马尔”等名是表示穆斯林身份的阿拉伯语姓名。除了人名外，以阿拉伯语命名的地名也出现了，如不花剌城内的五个城中，有一个名“塔瓦维斯”，“塔瓦维斯”是阿拉伯语，意为“孔雀”。在今塔什干一带也有以阿拉伯语命名的村子“阿尔·沙赫”。

随着阿拉伯语的流行，中亚居民开始使用阿拉伯文。阿拔斯王朝时期，地方政权在吸收本地贵族参政之时规定，如果不懂阿文不能在阿拔斯政权中谋职，更不要说参与阿拉伯政权了。阿拉伯文是阿拉伯世界的通用文字，中亚学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广泛传播，开始用阿拉伯文写作。在这种形势下，学习和掌握阿拉伯文的人越来越多，阿拉伯文在中亚流传，以往在中亚使用的各种文字逐渐被阿拉伯文代替，无论是波斯语或突厥语都开始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此后，即使在波斯王朝时期，也未能排除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各种语言的做法。

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在中亚地区的推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被征服地区居民对此进行过反抗。然而，总的来看，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的普及仅限于中亚城市、知识界和上层民众，农村和边远地区仍然继续使用原来的语言和文字。因此，将阿拉伯文翻译成波斯文的现象很普遍，如《不花剌史》和《塔巴里史》，就由于“大多数人不期望阅读阿拉伯文的书籍”而被译成波斯语。

阿拔斯王朝在帝国境内创办宗教学校、图书馆、天文台和医院，促进了包括中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学术文化的繁荣。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哈里发麦蒙开创的翻译运动，它对中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830年，哈里发麦蒙建立翻译机构智慧宫，宫内汇集了许多学者，他们对古代的一些名著进行翻译，这些活动被称为“翻译运动”。翻译运动初期（750—850），一些波斯文和印度文古籍被译成阿拉伯文。在伊本·奈丁的《目录》中列出了15位波斯翻译家。 184其中，成就最突出者是波斯人阿卜杜拉·本·穆加发，他将《波斯诸王史》译成阿拉伯文，该书是以后塔巴里编写《先知与国王之史》的主要依据之一；他还翻译了印度作品《印度寓言》、马兹达克教宗教著作《王冠》等。波斯民间故事《希扎尔·埃夫萨乃》（意为一千个神话故事）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成为以后《一千零一夜》的原型。翻译运动拉开了孕育西方人称之为“知识爆炸时代”的序幕，作为阿拉伯世界组成部分的中亚在翻译运动中受益匪浅。

正是在翻译运动的影响下，花剌子模人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剌子密（780—约850）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花剌子密的青壮年时代，哈里发麦蒙在巴格达修建天文台，天文学家们进行了子午线长度的实地测量，地球的圆周和直径的推算达到了很高的准确度。在此学术背景下，花剌子密在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做出了新的成就。他写了一部关于印度运算法的著作，首次介绍了印度数字并指出它的优点，即10个数码可组成任何数字，尤其是数字“0”，可以用来填补多位数中个位、十位或百位等数字的空白，而用其他方法则需在空位填写许多符号，不仅书写不便，运算更是困难。此书于12世纪由巴斯人阿德拉译成拉丁文，这个译本保存至今，阿拉伯文的原书却佚失了。花剌子密的代表作《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一书有例题800多个。12世纪，《积分和方程计算法》被译成拉丁文，作为欧洲各大学的数学教科书一直使用到16世纪。花剌子密被后人冠以“代数学之父”的称号。

在天文学方面，花剌子密根据托勒密《地理学》的阿拉伯文译本，编写了历史上最早的天文表。在他编写的《地形》一书中，附有一张他与69位学者共同制成的地图，它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张地图。该书于1126年被英国人阿德拉德译成拉丁文，遂成为东西方各种历表的蓝本之一。有学者称花剌子密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对于数学思想影响之大，是中世纪时代任何著作家所不能及的” 185。

除花剌子密外，中亚地区涌现出一批学者，产生了一部部有影响的著作。据10世纪末的目录学著作《诸学科目录》（Fitwistal-Ulum）提到了以下一些作者：伊本·伊斯哈克（死于767年）、阿布·乌拜达（死于822年）、阿勒·马代尼（死于830年）、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的花剌子模名医哈夫斯·布·满速儿·马卫集（Warwazī，约1046—1120），他们的作品是阿拉伯文的重要著作，可惜它们中的大多失传，其内容散见于后继作者的引述中。

在文化繁荣的氛围中，中亚地区的教育出现了新气象。中亚城市国家历来重视孩子的教育，孩子从小要学习读、写、算。玄奘和慧超都注意到了河中地区和吐火罗斯坦识字率很高这一现象。尽管如此，在阿拉伯人来到之前，中亚的教育相对来说仍是封闭的。据玄奘所见，河中地区“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 186。书写是师徒相传的学徒制形式，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教育是通过父子承袭的家学。

除了家学外，寺院也是传授教育的主要场所，可以说，在中亚，寺院自古以来就是学习的中心，人们在寺院的缮写室里抄写、校对、翻译。从宗教教育来看，祭司职位也是父子相承的。中亚的封闭式教育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有了本质的改变。

第一，仿效阿拉伯和波斯实施开放性教育，以宗教教育为主的经学院在中亚建立起来。布哈里在不花剌附近的一个村庄办学，弟子有数千之众。外出求学成为一种时尚，学者们走出中亚，到阿拉伯帝国中心巴格达等地求学。外出讲学更是扬名的机会，布哈里曾在尼沙普尔、巴士拉、雷伊、巴格达等地讲学。与外界的交流使中亚学者吸收到各地的文化，开阔了视野。

第二，教育普及性。任何希望获取知识的城市居民基本上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甚至连释奴也不例外。据《不花剌史》记载：“正是因为他（布哈里），不花剌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穹顶，其原因则在于，不花剌城的民众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知识在该城得以普及。” 187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中亚地区的文学、艺术和建筑发生了变化。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达里语（Dari）文学在呼罗珊形成。达里语是一种地区波斯语，八九世纪之交，以吐火罗斯坦和呼罗珊毗邻之处某地的方言为基础，吸收东伊朗诸方言形成，它是一种简式的波斯语，没有受到阿拉伯语词汇的影响，在书写方面，摒弃了中古波斯巴列维文（Pahlavi）书写困难的缺点。呼罗珊是达里语文学作品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