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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外战争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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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对世界政治格局有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还生活在这一影响之中。协约国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分别与奥军和德军作战,有时候是交叉的,但确实是分开的。无论法国还是英国,作战的目标都是保护各自殖民地的安全,并通过牺牲奥斯曼帝国的利益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尽管1904年英国与法国之间签署了“友好协议”,但是两个国家依然是争夺殖民地的竞争对手。从1915年年底起,双方多次进行激烈谈判,最后在1916年3月,两国就瓜分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协议。战争期间的第三个主要协约国成员俄国,遵守英法达成的这一协议。后来该协议用主要谈判者的名字,即以谈判代表马克•塞克斯(Mark Sykes)爵士与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George Picot)命名,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塞克斯-皮科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s)。按照《塞克斯-皮科协议》,大体上划定叙利亚和黎巴嫩归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归英国。1917年,英国发表的《巴尔弗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该宣言呼吁犹太人支持英国,声明“国王陛下的政府希望看到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255】巴尔弗承认这一“旗帜鲜明的政策”有点草率,而且承认,用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的话来说,英国发现自己处于“中东巨大的混乱”之中。【256】T. E.劳伦斯和费萨尔王子代表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出席了“巴黎和会”,但他们却失望地离去。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以色列国家的最终建立,这些情况至少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后,在中东的重新构建中埋下的种子。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以单一土耳其人为核心的国家从瓦解的奥斯曼帝国中脱颖而出。穆斯塔法•凯末尔作为指挥官在1915年加利波利战争中表现出色,后来又在希腊与土耳其的战争中(1919~1922)战功卓著。阿塔图尔克(Atatürk,在凯末尔日渐出名时的“土耳其国父”)创建的这个世俗国家是一大成功。这个国家完全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留在了土耳其手中。温斯顿•丘吉尔渴望把土耳其作为盟友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塔图尔克(于1938年去世)的继任者保持了土耳其的中立,但是“二战”后,土耳其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南边堡垒。

在美国,理想破灭感在过去的几年间迅速扩散。许多美国人开始相信美国是被狡猾的英国人宣传欺骗去参与战争的,或者说是被武器制造商和银行家的阴谋诡计所骗。【257】甚至很多美国人坚信,从某种程度上美国被剥夺了合法的胜利果实。但实际情况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美国,比它参与战争时强大多了。渐渐地美国的精英们不安地注视着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作为英国的盟友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日本得到的好处比其所尽的义务要多得多。日本的贸易和经济在不断增长,它还获得了太平洋地区德国以前的殖民地。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加大了其在中国的非正式殖民地攫取力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个大国。此后的20年,日本在从“一战”中获得动力的基础上,通过推行扩张政策不断壮大。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了后来与中国以及与美国的战争。美国扔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这一说法并不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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