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外战争的遗产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对世界政治格局有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还生活在这一影响之中。协约国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分别与奥军和德军作战，有时候是交叉的，但确实是分开的。无论法国还是英国，作战的目标都是保护各自殖民地的安全，并通过牺牲奥斯曼帝国的利益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尽管1904年英国与法国之间签署了“友好协议”，但是两个国家依然是争夺殖民地的竞争对手。从1915年年底起，双方多次进行激烈谈判，最后在1916年3月，两国就瓜分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协议。战争期间的第三个主要协约国成员俄国，遵守英法达成的这一协议。后来该协议用主要谈判者的名字，即以谈判代表马克•塞克斯（Mark Sykes）爵士与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George Picot）命名，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塞克斯-皮科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s）。按照《塞克斯-皮科协议》，大体上划定叙利亚和黎巴嫩归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归英国。1917年，英国发表的《巴尔弗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该宣言呼吁犹太人支持英国，声明“国王陛下的政府希望看到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255】巴尔弗承认这一“旗帜鲜明的政策”有点草率，而且承认，用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的话来说，英国发现自己处于“中东巨大的混乱”之中。【256】T. E.劳伦斯和费萨尔王子代表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出席了“巴黎和会”，但他们却失望地离去。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以色列国家的最终建立，这些情况至少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后，在中东的重新构建中埋下的种子。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以单一土耳其人为核心的国家从瓦解的奥斯曼帝国中脱颖而出。穆斯塔法•凯末尔作为指挥官在1915年加利波利战争中表现出色，后来又在希腊与土耳其的战争中（1919～1922）战功卓著。阿塔图尔克（Atatürk，在凯末尔日渐出名时的“土耳其国父”）创建的这个世俗国家是一大成功。这个国家完全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留在了土耳其手中。温斯顿•丘吉尔渴望把土耳其作为盟友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塔图尔克（于1938年去世）的继任者保持了土耳其的中立，但是“二战”后，土耳其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南边堡垒。

在美国，理想破灭感在过去的几年间迅速扩散。许多美国人开始相信美国是被狡猾的英国人宣传欺骗去参与战争的，或者说是被武器制造商和银行家的阴谋诡计所骗。【257】甚至很多美国人坚信，从某种程度上美国被剥夺了合法的胜利果实。但实际情况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美国，比它参与战争时强大多了。渐渐地美国的精英们不安地注视着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作为英国的盟友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日本得到的好处比其所尽的义务要多得多。日本的贸易和经济在不断增长，它还获得了太平洋地区德国以前的殖民地。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加大了其在中国的非正式殖民地攫取力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个大国。此后的20年，日本在从“一战”中获得动力的基础上，通过推行扩张政策不断壮大。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了后来与中国以及与美国的战争。美国扔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这一说法并不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