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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是沙皇俄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发挥作用的最后一年。凡尔登战役中,法国急迫地要求盟国发动支援性攻势,所以俄国加强了对纳罗奇湖地区(Lake Naroch)维尔纳(Vilna)东部的攻势。俄军在人数上占显著优势(与敌方的比例是5∶2),并且进攻前进行了两天预备性炮击,这在东线是史无前例的,但“预备性炮击并没有给德军的防御带来多大麻烦,甚至远不如索姆河战役中那些最无用的炮击”。【91】1916年3月18日俄军开始进攻,但由于德军的炮火和地面积水的原因,进攻部队很快又退了回来。战斗持续到4月中旬,这次俄军进攻损失兵力12.2万人,其中大量人员的伤亡是冻伤造成的。德军损失在2万人左右。
1916年夏季,德军和奥地利军队继续攻打凡尔登和特伦蒂诺,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俄军猛攻以增援处于困境中的法国和意大利盟友。在该地的西南前线(部署有集团军群),4个集团军(40个步兵团,15个骑兵师)在阿列克谢•布罗希洛夫(Aleksei Brusilov)将军的指挥下,沿着普利佩特沼泽地(Pripet Marshes)到罗马尼亚边界的一条长300英里的战线发起进攻。迎战他们的是由奥匈帝国军队和德军组成的4个集团军,共39个步兵师(其中2个师属于奥匈帝国)和10个骑兵师。进攻于6月4日开始,炮击卓有成效,但由于整个前线都是俄军的炮火,而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同盟国指挥官没办法确定自己的反击重点。俄军以惊人地迅速推进,同盟国守军被打退了50英里,这一过程中同盟国军队的伤亡及失踪人数达到70万人。
随后,俄军遇到了战争中部队普遍面临的后勤供给难题——进则难,退则易,进攻开始慢了下来。同盟国则利用外围一条状况良好的铁路系统,从其他战线调来23个师加强他们的防御力量。因为意大利境内的战斗与凡尔登战役正激烈进行,还有即将开始的索姆河战役,协约国军队给德军和奥匈帝国军队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但是,西北前线的指挥官阿列克谢•埃弗特(Aleksei Evert)将军没有在东线的北部地区及时发起进攻,他找了一大堆理由于6月13日才发起进攻,他的进攻不仅太弱而且太迟了。【92】可以想象,如果按照布罗希洛夫将军的打法,埃弗特将军应该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将军也会在北方前线发起攻势,这样俄军就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结果却是奥德军队守住了防线。尽管到1916年9月20日,布罗希洛夫的部队最后筋疲力竭,俄军还是重新夺回了此前失掉的大部分领土,而且再次对喀尔巴阡山构成威胁。
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俄军伤亡约140万人,奥德军队伤亡约75万人。战争对参战双方的军队和国家都是又一次重大打击,它给俄国带来的影响更是立竿见影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对德国而言是一场胜利,因为它保证了东线的统一指挥,德国将军们有效地控制了奥匈帝国的军队。
抢占德国海外殖民地的战争
“一战”开始时,德国与海外殖民地的联系被英国皇家海军切断,加强海外殖民地的防御变得异常困难。在某些地方,协约国要把德国的这些殖民地据为己有已是轻而易举之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迅速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岛屿的属地;英国和日本联合夺取了青岛——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夺取无线(广播)电台具有战略意义,例如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英法两国就用了此策略,两国企图扩大他们的帝国版图,部分原因是保卫其现有领土的安全。 1914年8月7日,就在英国参战仅3天后,德国的海外属地多哥兰注12被英法联军侵犯(大部分是英法军官指挥的非洲部队),英法联军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战斗就占领了该地。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殖民地(今纳米比亚),1914年9月也遭到来自南非联邦部队的攻击。由于南非国内的1.2万布尔人(自称“苦难的终结者”)反对南非联邦而发动叛乱,南非联邦部队撤离战斗。这些布尔人对1902年第二次南非战争(即第二次布尔战争)结束时达成的和平协议不满,利用这次与德国爆发战争的机会起来闹事。南非动用3万人的联邦部队镇压叛乱,1915年1月底叛乱被平息。叛乱平息后,南非联邦部队在西南非洲重新发动进攻,1915年7月中旬德国这个殖民地落入南非联邦手中。
为了抢占德国在西非的殖民地喀麦隆,英国、法国、比利时都出动了军队。与以前一样,这次战斗主要还是欧洲军官指挥非洲部队。战斗从1914年9月持续到1916年2月。对在德国的东非殖民地坦噶尼喀湖地区(Lake of Tanganyika)的英国军队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德军中校保罗•冯•莱托-福尔贝克(Paul von Lettow-Vorbeck)带领一支非洲土著兵(Asakris),与人数明显占优势、公认装备良好的英军展开精彩的游击战,战斗一直持续到德国在欧洲投降后的第二周。当时莱托-福尔贝克听到了有关1918年11月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他自愿投降,并未被击败。
在所有的非洲战役中,疾病导致的人员损失特别大。大量的非洲“运输工”被用来运送物资,他们的遭遇特别悲惨,尤其是患上了采采蝇从动物到人类传播的锥虫病(昏睡症)。在东非的战事中(1916~1918),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人数与非战场伤亡(即由疾病和事故引起的伤亡)人数的比例是1∶31.40,“地方武装”的战场伤亡人数和非战场伤亡人数的比例更是高达1∶140.83,包括了那些运输工。1916~1918年,战场上阵亡、受伤不治而亡、确认失踪或被俘的人数大约是士兵3650人、运输工700人;而“死于疾病或受伤”的军队士兵是6300人、“地方武装”4.32万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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