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Thatcher’s Children　撒切尔的继承者们（1990—2011）

那就是英格兰受到战争不断的诺曼王朝的影响。英法战争持续了近400年，从1066年到1453年，直到金雀花家族开始内部争斗之时才结束，而后者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英法战争。不过这次内部斗争催生了“民意统治”（consent to rule）的传统，为了支付军费，君主必须筹款，这就需要大众的配合。遏制诺曼独裁统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国王对税收的需求，由此产生了理查一世统治时期的伦敦权力，约翰国王时期诞生了编纂入册的法治，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时期议会设立下议院。这种权力的交易是绝对的。哪怕是残忍无情的爱德华一世也担心人民会反对自己，还担心“他们出于慷慨和好心上交给我们的贡金和税收……有朝一日会成为他们及其子孙后代的强制性义务”。他说得没错。

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格兰有幸拥有极富才能的君主、顾问和政治家，他们带领英格兰穿越革命的风暴，最终达成新的宪法协议。亨利八世在其婚姻问题的驱使下搜刮教会的财富并装进自己腰包，其后还把社会财富分配给由商人、律师和政府官员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财富带来权力，历史一贯如此。亨利八世的次女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巩固了他所开展的宗教革命，她是欧洲少数主张共识政府君主政体的统治者。在17世纪，新获得权力的中产阶级发动了针对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二次政治革命。议会打破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于1649年处决了查理一世，并挑战君主特权，于1688年欢迎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前来统治英国。到18世纪初，英国已经摆脱中世纪的独裁统治，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参与其中的大会确立了党派政治、议会程序和司法独立，时至今日仍可觅其影踪。

这些举措带来了稳定局面，增强了英格兰的海上力量，查塔姆及其儿子皮特由此缔造了世界上最广阔的海外帝国。这个帝国经历了18世纪80年代的美洲殖民地独立，也经受住了法国大革命的冲击，这些事件没有像许多人预料的那样引发叛乱，而是引起了一场全国性讨论，这场讨论的最终结果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变革。这促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局面，议会同意扩大民意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获得选举权。这是彼时联合王国蹿升为主要世界强国的基础，自然资源、自由贸易、自由主义传统、科学探究的精神和进取心应有尽有，未来无可限量。

在这段时间里，英国的中央机构两院制议会从未失控。议会是非代表制，对变革的态度一直犹豫不定，不过议会尊重公开辩论，并最终将政府和民意连接在一起，在20世纪带领英国朝民主和福利国家迈进。被称为英国政治“变革者”的有克伦威尔、沃波尔、查塔姆、皮尔、迪斯雷利、格莱斯顿和劳合•乔治，不过是议会引导他们的才智为国家所用。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议会权力以外的行动为政治所用的先例，当这种情况在爱尔兰发生之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如果说本书中有英雄的话，那么至少在20世纪之前，非议会莫属。

维多利亚女王于1901年去世，英格兰取得的这些成果遭遇威胁。自由贸易破坏了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在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超越了英国，各国均在开发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帝国主义竞争的兴起，尤其是德国，使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付出沉重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英帝国在短短20年内瓦解。然而英国失去的不仅仅是其海外帝国的领土。成立较早的英国在不列颠群岛内也受到了挑战。1921年，爱尔兰在很大程度上脱离英国，阿尔斯特后来给英国带来了不少麻烦。在爱尔兰和威尔士，分裂主义复兴最终迫使英国赋予两国部分自主性。作为君主国的联合王国虽然仍是安全的，但这是英国议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将权力交给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地区以及西欧各国组成的新联盟。如若知晓后代的这些退让之举，金雀花家族的成员一定会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这些改变引发了矛盾。正如美国人迪安•艾奇逊1962年所说，后帝国时代的英国“还没有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岛国对相邻大陆的态度通常是矛盾的，英国对欧洲大陆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紧张。在对待欧洲大陆的问题上，英国一直是存在分歧和悬而未定的。放弃一个帝国相对容易，可摒弃创造这个帝国的思想就相对困难了。21世纪，英国接连参与“自由干预”战争，打着不同的旗号：推广人道主义、民主，推动国家建设，实现区域稳定，等等，不一而足。有时候，一副昔日诺曼十字军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架势。一旦当选之后，执政者对待议会的态度不像是将其当作政府行为的监察人，而是纯粹把议会当作一枚橡皮图章。

关于执政者的权利范围也令人产生疑虑。在20世纪，战争意味着国家规模和范围的迅速扩大，这在和平时期满足了大众对“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需求。20世纪中叶，英国的卫生、教育、社会福利事业、公共设施以及部分工商业处于国家控制之下，权力的集中化最初被大众接受，视其为福利共识的组成部分；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规模过大，而且政府不能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变革，因此这种共识被消除。其中一个后果是公有部门大量被私有化，无论是当时的托利党还是工党政府都如此主张。不过即使政府活动被分包给私有企业，也似乎并没有能够削减政府开支。21世纪初，政府消耗了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7%，这创造了和平时期的历史记录。

失去海外帝国之后，英国的统治者似乎希望在国内建立一个帝国。不过这个新帝国和旧的大英帝国一样难以治理。规模经济收效甚微，白厅和各政府部门对仍不正式的宪法的制衡问题迟迟没有回应。税收似乎不能供养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卫生法案和福利法案不断涌现，政府欠下巨债。诺曼国家的潜力被激发出来，不过这一次那些一度力主遏制诺曼国家强硬手段的撒克逊人成了心怀感激的受惠者。选民们划定了国家权力的目标，不过却不肯为实现这些目标多纳税。

每个时代都有预言家告诫人们警惕庞大的国家机器。21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权力，无论其意图多么好，都不能不受制约地增长，因为经济无法支撑这样庞大的国家机器。在欧洲，各国政府都不肯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甚至是英国，公共开支的增长速度距离政府收入的增速越来越远，而民主似乎对约束公共开支效果甚微。如果你问政治家，他们为什么不能表现出更强的领导才能，他们会说，因为选民们不准他们这么做。长期作为纪律机构的中央政府成了纪律缺乏的帮凶。

纵观历史，只有当统治者对人民疾苦或至少对事件进展无视的时候，英格兰的宪制才会被迫变革。中世纪时期，君主对贵族权力和领土权力让步时，情况就是这样；教会对宗教改革和新兴商人阶级让步的时候，也是如此；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对法治和下议院议员让步的时候，亦是如此。在每种情况下，国家的整体趋势遭到社会新兴力量的对抗，最终不得不让步。议会是英格兰对欧洲文明的最大贡献，哪怕是19世纪的议会也不得不屈服于大众要求变革的压力，福利国家的根本不是源自议会，而是源自革新性的市政当局。

我认为英国社会的这种开放性是历史要传达的重要信息。如今，这种开放性仍被实践检验着。除非中央政府更加尊重社区和领土的忠诚，否则一定会从根本上丧失其革新性、创新性、实验性和新生力量。19世纪的英格兰实力强大，当时国家深受远离大都市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