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Thatcher’s Children　撒切尔的继承者们（1990—2011）

1990年11月，从唐宁街血色斗争中胜出、出任新首相的是撒切尔夫人最忠实的助手约翰•梅杰（John Major）。有人说，梅杰是由其同僚选出的，其目的是“为撒切尔主义添加一丝人性化色彩”。他性情和善，其貌不扬，常受人嘲讽。在这一切背后，作为一名托利党政治家，他拥有一段不寻常的过去，他是布里克斯顿一名马戏团艺人的儿子，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他行事稳妥，是撒切尔主义兴旺晚期的完美监管人。

梅杰颇为低调地开始了其首相生涯。他邀请撒切尔夫人的劲敌迈克尔•赫塞尔廷出任副首相，并且废除了人头税。他联合美国打响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在欧洲未来问题上，他商议英国“退出”马斯特里赫特会谈（Maastricht talks），这使英国置身于新建欧元区之外，避免了对社会和就业法律的诸多限制。1992年，梅杰带领托利党人赢得选举胜利，这个结果和民意测验结果截然相反，震惊了工党。他获得了史上最多的普选票，是唯一一位得票超过1400万张的英国政党领袖，不过仅以21个议席之差在下议院获得多数席位。新政府继续推行私有化，甚至涉及撒切尔夫人昔日不敢触碰的地方：出售水、煤和铁路，私募融资修建新道路、学校和医院。他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公民宪章”的舒适毯，这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含糊的“契约”，这对身处新千年之交的政治家而言颇具吸引力。

梅杰并没有好好把握他1992年的选举胜利成果。尽管撒切尔夫人顾虑重重，英国还是于1990年加入了欧盟货币汇率机制，而此时英国经济出现轻度衰退，英镑惨遭挤兑。在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英镑危机爆发，英国退出欧盟货币汇率机制。事实证明，作为此次危机后果的货币贬值是有益的，证明撒切尔夫人对汇率管制的反对是正确的，不过这次危机却让英国颜面尽失。梅杰经常和其右翼手下在欧洲问题上意见不合，还树立了苏格兰和威尔士两个没必要的敌人，因为他拒绝了两者所有有关权力下放的请求。托利党的支持率比工党落后了10%，至今也未能追上。

更具戏剧性的是1992年选举对工党所产生的影响，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时任工党领袖，他把工党交给了一名魅力非凡的年轻议员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约翰•史密斯和魅力平平的苏格兰人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一起创立了所谓的“新工党项目”，该项目旨在从上至下重建工党活动。最初的活跃派掀起了一场革命。史密斯于1994年突然去世之后，布莱尔当上了工党领导人。在工党大会上，新工党项目主张改革章程，削弱工会权力，瓦解中央集权，用一人一票内部选举制代替原先的工会集体投票制，并废除工党年会起草宣言的传统做法。工党创立百年间性质近乎未变的群众活动发生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台在强大领袖带领之下争取选举胜利的机器。工党的彻底改造令人惊诧。以往的争执、火冒三丈的会议和内部分裂烟消云散，工党变得更像是布莱尔和布朗认真研究过的美国民主党。

1994年至1997年，布莱尔和布朗，连同政治助手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和从前做过小报记者的“媒体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Campbell）4人实现了第二次转变。他们向公众保证，工党政策不会废除撒切尔主义中那些深受民众欢迎的元素。布莱尔不肯许诺废除撒切尔夫人的反工会法规或私有化计划。他曾参与过核裁军运动，如今却赞成英国保留核武器和采取亲美外交政策。布朗大力主张“审慎”处理公共财政，同时承诺，如果工党当选的话，将不会提高个人所得税。作为象征性的姿态，布莱尔和布朗抹去了印在每名工党党员会员证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章“第四项”目标：“生产工具，分销渠道和交易媒介均为共同，在此基础之上，确保工人，不论劳心或劳力者，能尽享其工作成果……”（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正如约翰•梅杰迫切希望工党远离撒切尔主义比较极端的主张一样，布莱尔努力使工党抛却其社会主义的过去，带领工党走上“第三条道路”，这是他美化自己项目的众多口号之一。双方争相抢夺中心地盘，结果布莱尔赢了。1995年，布莱尔的民意支持率形势一片大好，他对陷入困境的梅杰嘲笑道：“我带领我的党。他跟着他的党。”左派和右派的传统理念已经发生逆转。



布莱尔和布朗将工党从群众运动塑造成强有力领袖领导之下的现代政治机器。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工党连续执政长达13年。

20世纪90年代，撒切尔主义寿终正寝。经济的工业生产能力严重削弱，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旅游业、文化和休闲。伦敦重建码头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成为金融和金融家的地盘。英国省会城市的市中心地带仍远不及欧洲其他各国，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企业限制；与此同时，长期受到严格规划法规保护的乡村地区取得迅速发展。剑桥郡MII走廊地带与塞汶河峡谷东中部地带兴建居民区和调运仓库，每年消耗掉一块相当于布里斯托尔面积那么大的土地。

农业初步恢复生机，这主要归功于根深蒂固的欧洲农业补贴。不过英国乡村地区有了种种新用途。散步、骑自行车、露营，甚至冲浪等活动人气飙升。国民托管组织的成员数量从1990年的200万上升至90年代末的将近300万。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 music festival）每年吸引超过10万人次参加。1997年，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签署。此后，政治抹上了一层“浅绿色”，环保行动主义呼吁英国民众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改变了人们的日常交际和信息检索方式。人们可以在家工作，英国偏远地区的经济活动得到发展。

1997年，工党打败托利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工党获得前所未有的419个议席，托利党遭遇自1906年以来最惨烈的一次失败。布莱尔的竞选活动展现了前所未见的浮华之气，竞选主题曲选用了流行歌曲《情况只会越来越好》（Things CanOnly Get Better）。5月，布莱尔携妻子切丽（Cherie）就任首相，他的执政风格明显偏向总统式。唐宁街打出了“时尚英伦”（Cool Britannia）的口号。工党“演员”纷纷被封爵，上至艺术界，下至娱乐业。唐宁街成为新时期的卡米洛特（即亚瑟王所居住的宫殿）。拉姆齐•麦克唐纳的香槟社会主义被重塑，意在迎合这个名人辈出的年代。

重视外包装成为布莱尔执政时期的特点之一。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属下是他的新闻秘书坎贝尔，坎贝尔个性很强，是布莱尔内阁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府统治似乎变成了连绵不绝的一系列动议，每个动议都要经受“明天的《每日邮报》会对此怎么写”的审查。布莱尔的执政风格被称为拿破仑式或“沙发政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