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Thatcherism　撒切尔主义（1979—1990）

么力度。她后来表示，自己终于可以自由地回击他和所有批评她的人，她对此心怀感激：“否则我可能会哭的。”她大笑着总结道：“我开始享受这一切了。”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性是她执政成败的关键，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她塑造了托利党厚颜无耻、具有阶级偏见的形象，导致托利党被政敌称为“下流”党。她最为人诟病的一句话是：“没有所谓的社会。”（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撒切尔夫人对内阁和下议院牢牢掌控，不过她的判断力不断退化，直至下台。在政治发生根本性改变时，这种判断力尤其羸弱。在大城市，她差点摧毁托利党机器，而在郡县，她又几乎用人头税摧毁了支持托利党的工人。她也未能应付得了那些自古以来喜欢攻击英国统治者、凯尔特人领导人和欧洲大陆各国领导人的其他人。在这些人和很多英国工人看来，撒切尔主义的“遗产”就是倒闭的炼钢厂、寂静的矿井、俯瞰伦敦和港口码头区的冰冷玻璃高塔，以及荷包满满的房地产业金融家。



伦敦爆发动乱，抗议征收人头税，反映出撒切尔改革的不少政策并不符合民意。

撒切尔夫人的执政风格是诺曼式的，而不是撒克逊式的，她是中央集权主义者，绝不是权力下放或自由主义的拥趸。她相信国家权力，认为自己上台后有权行使国家权力。她将很大一部分旧有的公共交易部门出售之后，其余为政府所有的企业处于更严格的私人掌控和财政部控制之下。地方民主是英国85%的政治参与的来源，而其也遭到削弱。法院、大学、教育当局、卫生当局，以及警察曾经相对独立，可是大量立法转移政策规定将这些部门移交给白厅，导致这种独立性被削弱。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是一个总部设在伦敦的政府机器，其法规多是“亨利八世式”条款，大臣们甚至可以在议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民众对于同性恋行为的普遍接受，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反歧视立法。

虽然如此，撒切尔夫人也取得了非凡成就。她是半个世纪以来首位获得世界性地位的英国领导人。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曾是“欧洲病夫”，充满自我怀疑和不确定性，首都伦敦的欧洲商业中心地位受到德国法兰克福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挑战。撒切尔夫人结束了这种状态。她重申希思以来悬而未决的“施政能力”的概念，重拾权威、勤劳和道德约束等维多利亚价值观，使英国成为“保姆式国家”，并迅速推广卫生和安全监管。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社会越来越宽容，人们越来越不服从权威。无论她希望如何，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革命不可逆转。有关离婚或堕胎的改革是既成事实。最显著的是，她对公众对同性恋的接受持认同态度，这是她任期内最重大的变化之一。

到20世纪90年代，外国政府成群结队地向白厅寻求有关“撒切尔道路”的建议。在各国缔结战后福利共识的过程中，德国、法国、墨西哥、巴西，甚至美国都曾出现过因罢工而停顿的“不满之冬”。人们相信民主政府有能力建立政治经济，不过这种信念不断消退，因为公有部门似乎超越了经济的承受能力。撒切尔夫人通过重申中央集权恢复控制。她降低了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22%跌至4%，并减少了政府对国内产品的占有率，从43%减少至36.5%。她通过平衡预算和私有化的方法，使经济重新走上增长的道路。撒切尔夫人手段强硬，她虽受人钦佩，却很少受人爱戴。但直至1990年，她在三分之一世纪时间内所创造的辉煌是历届英国前首相所不能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