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来临，双雄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应运而生。不列颠的政治领导人似乎要么是巨人，要么是侏儒。除了皮特、皮尔、墨尔本和帕默斯顿等人之外，其余都是相对籍籍无名之人，大多数是封爵之人，譬如利物浦伯爵、德比勋爵和亚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这些人很少有政治雄心，只有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好似他们的任务就是让国家安生片刻而已。不过此时登上政治舞台的双雄绝不属于此类。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皆非出身英国统治阶级，不过他们两人除此之外，并无多少相同之处，他们的个性截然不同，彼此上演了英国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场较量。
迪斯雷利自小打扮时髦，在12岁时受洗成为英国国教徒，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位不信宗教的犹太人。他受过法律训练，能言善辩，不费吹灰之力便“平步青云”。他最初反对格雷、皮尔和拉塞尔等人的政治改革，后来接受并利用改革谋取私人和政党利益。他还是一名成功的小说家，个人魅力非凡，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意气风发地声称要将富有的英国和贫穷的英国“合二为一”。他虽是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却常常沦为排犹人士取笑的对象，不过好在他幽默感十足，总是一笑置之。有一次，一名议员同僚讽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回答道：“我是一个犹太人，当阁下的祖先还是野蛮人的时候，我的祖先早已是所罗门圣殿的祭司。”
格莱斯顿与他截然不同。他熟读《圣经》和经典著作，甚至到了可以任意引经据典的程度。他浑身洋溢的道德优越感激怒了迪斯雷利，并表示“后世人将会对这个毫无原则的疯子进行公平审判”。格莱斯顿的报告称迪斯雷利“败坏民意，毫无品味，行事冲动，眼光偏颇，利欲熏心”。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英年早逝，迪斯雷利刻意讨好伤心欲绝的维多利亚女王，甜腻腻地称她为“亲爱的女王陛下”，格莱斯顿对此种行为愤怒不已。维多利亚女王表示，格莱斯顿总是说服她相信他是世界上最英明之人，迪斯雷利则说服她相信她才是世界上最英明之人。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一方的偏爱之情。她说过，格莱斯顿“在我面前说话总像在公众集会上做演讲”。
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的政治分歧是绝佳的讽刺题材，他们对于彼此的不满愈演愈烈，影响英国政坛长达25年。
格莱斯顿从1868年开始担任英国首相，他称这届政府是“史上最优秀的领导班子”。与1832年那时一样，新议员上任后为了表示对最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的尊重，纷纷提出改革立法。首先是教育。财政大臣罗伯特•洛（Robert Lowe）的一句格言总结了这个时代，他表示“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长期享有小学教育垄断权的教会面前摆着一份提议，所有学校应该世俗化。最终，1870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引进了“寄宿学校”，只要在人们觉得教会学校不够用的地方，就会创办寄宿学校，主要是城市比较贫困的地区。新学校的荷兰式红砖屋顶不卑不亢地矗立于城市连栋房屋之间，正如教堂曾经俯视中世纪小屋一样。同时，富有争议的“教会学校”继续履行英国教育的功能，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19世纪60年代，不列颠在国内外到达鼎盛时期。国内铁路四通八达，航运通达世界各洲。传统农业虽在与粮食自由贸易的竞争中每况愈下，但制造业仍未受到德国和美国日益强大的工业的冲击。在地方政府，19世纪30年代的市政改革发展成为强劲的公民事业。伯明翰的人口从19世纪初的7万人增至1870年的35万人，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谢菲尔德和纽卡斯尔人口也出现类似增长。这些城市生机蓬勃，市政厅、旅馆、火车站和美术馆一应俱全，其规模可以与欧洲相媲美。市政革新的领导人是伯明翰自由派市长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他于1873年当选市长，等他卸任的时候，据说“公园、街道、巡回法庭、市场、燃气、自来水等生活必备品井井有条，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善”。他高兴地称这种改善为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安吉拉•伯德特—库茨（Angela Burdett-Coutts）和奥克塔维亚•希尔（Octavia Hill）为城市平民住房问题奔走呼吁。在美国慈善家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成就的激励下，两人试图推倒贫民窟，代之以“值得救助的穷人”所居住的公寓，方法是说服潜在发展商相信公道的租金可以带来合理利润，这一原则被称为“5%的慈善”。
格莱斯顿内阁也是改革派内阁。公职人员的招募不仅要有人赞助，还要通过考试。征收入伍手续费的做法被禁止。大学向拥有各种信仰的学生敞开大门。允许大学老师结婚，牛津北部郊区到处是高高耸立的哥特式教师家庭住宅。1871年，英国工会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成立，合法工会兴起，虽然政府严格限制工会集会活动。1872年，一项法案规定选举时实行无记名投票。上了年纪的拉塞尔对此无法接受，他警告说这会导致危险的“普选权”。辉格党人长期惧怕“民主”，再也无法跟上自由派的脚步。
科茨沃尔德布利斯尼作坊（Bliss Tweed Mill），1872年：伪装成普通农舍的维多利亚工业机密。
在国外，格莱斯顿继续奉行帕默斯顿的谨慎帝国主义和避开欧洲纠葛的政策。正如在19世纪40年代避开革命运动一样，英国也避开了俾斯麦领导下统一德国的兴起以及1870年巴黎被围的惨况。然而爱尔兰不容忽视。饥荒和移民美国对人口造成沉重打击。英国人口激增，爱尔兰人口却锐减。爱尔兰原来有800万人，占不列颠群岛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20年后，人口却在此基础上减少了一半。爱尔兰是一个受压迫的国家，为英国地主所有，听从外国政府命令，被迫信奉不为人心所喜的宗教。然而只要英国国教和英裔爱尔兰人占据上风的上议院仍旧坚决反对改革，格莱斯顿就无法缓解爱尔兰的困境，不过他成功废除了爱尔兰国教教会，并颁布了一系列爱尔兰土地法案以保障佃农安全。
执政6年后，格莱斯顿内阁疲态尽显。迪斯雷利嘲讽内阁是“一座疲惫的火山—而不是黑暗中的一炷火焰”。1874年选举中，尽管自由党获得大多数选票，但却未赢得多数议席，于是托利党再度执政，时年69岁的迪斯雷利出任首相。在充当多年反对派之后，他从中总结了一点，那便是日益壮大的选民队伍期待渐进式变革。他废除了格莱斯顿时期的工会集会禁令，一名工会领袖表示，托利党“在5年内为工人阶级办的实事比自由党50年都多”。迪斯雷利还颁布了一项公共住房法案、一项教育法案、一项卫生法案和一项工厂法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和自由党产生了分歧。他希望沿着查塔姆未竟之路走下去。1875年，为了保护英国向东的交通线，他购买了新成立的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将近一半股份。第二年，他宣布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令她生气的是，格莱斯顿竟提出反对），女王龙颜大悦。然而帝国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迪斯雷利怂恿土耳其阻止俄国向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扩张，甚至提出重燃克里米亚战争之火。民众的爱国热情被点燃，新建的音乐厅中传出这样的齐声吟唱：“我们不想打仗，可是老天作证，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有船，有人，也有钱。”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侵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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