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Victorian Dawn　维多利亚早期（1832—1868）

1833年，威灵顿公爵就第一次议会改革无不讽刺地说道：“我这一生中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可怕的坏蛋。”1833年议会同1640年长期议会一样激进，不过其议会改革成果更为持久。格雷伯爵重组后的内阁尊重新选民的选举权，自由立法蔚然成风，欧洲各国一片哗然。新内阁废除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虽然奴隶贸易业已是非法行为。新内阁限制工厂雇用13周岁以下的童工。济贫法规定对穷人实施“院内救济”，不过管理体制极其严苛，催生了查尔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一书。选举自治市议会将腐败的市营公司接管过来。1834年，托尔普德尔（Tolpuddle）“殉难者”因参与工会运动被驱逐到澳大利亚，舆论强烈要求判他们缓刑并遣返。政府满足了公众的要求。1834年，威斯敏斯特宫被烧成平地，这象征着旧秩序的终结，艺术家J.M.W.特纳（J.M.W.Turner）用画笔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幕。威斯敏斯特宫被建筑师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和奥古斯汀•皮金（Augustine Pugin）的垂直哥特式建筑取代，这种建筑是对旧式风格的缅怀。



特纳描绘的旧议会大厦被焚毁的场景，该事件同样标志着旧时代让位于新时代。后来，此处重建为如今我们看到的由巴雷和帕金共同设计的哥特建筑杰作。

同年，格雷伯爵从首相职位上退休，3年后，和蔼可亲的墨尔本欢迎威廉四世时年18岁的侄女维多利亚（1837—1901年在位）登上王位。某天凌晨5点，维多利亚还正在肯辛顿宫的睡梦中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宫务大臣叫醒，两人告诉了她威廉四世去世的消息。她刚换下女式睡衣，枢密院所有大臣就已经集合在了一起。她性格活泼，聪明好学，当时身高只有4英尺11英寸（约合1.5米），她对墨尔本很是迷恋。墨尔本相貌英俊，妻子去世，他自封为女王的非正式秘书。墨尔本每天见她两面，每周和她一起吃三次饭。维多利亚女王的传记作者戴维•塞西尔（DavidCecil）写道，维多利亚“情感上停留在女学生时期，她要寻找的是一位英雄，而不是爱人”。墨尔本恪尽职责，维多利亚对他言听计从，他带领她探寻宪法的种种奥秘，并促成了她和派头十足的德国人撒克逊—柯堡尔族的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of Saxe-Coburg）的美满婚姻。他解释说，照规矩，她应该向阿尔伯特亲王求婚。



1830年，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线路正式开通，标志着以交通工具革新引领的英国革命的开端。不到十年的时间，所有的大城市都由铁路连接。

正如一些人所希望而另一些人所惧怕的那样，改革的到来意味着更多的要求。1838年，一群激进分子公布人民宪章，超越改革法案的范围，要求平等选区、男性普选权、无记名投票、议会每年召开，以及议员发薪。虽然宪章派举行群众大会，而且在某些人眼中是原生革命派的工人阶级力量，但他们的领导者和议会支持者认为“人民宪章运动”是符合1832年改革法案精神的。在剧变和“立宪变迁”两者的较量中，后者胜出。宪章派本身并不是极左的辉格党人。1841年选举后，托利党执政，罗伯特•皮尔担任首相，他自称“保守派”，这颇具有讽刺意味。皮尔是棉花商人的儿子，他做事认真，认为工业进步、海外贸易和政治改革是新型托利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834年，他在塔姆沃思（Tamworth）当着选举人的面发表了一段著名的宣言，称托利党“为了生存必须改革”，必须“审查所有机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宗教机构”。皮尔采取了本质上是反动性质的议会立场，使其最终适合管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工业革命的范围已远远超越了18世纪的纺织制造中心产业，与科茨沃尔德（Cotswolds）和奔宁（Pennine）山脉的煤炭资源、铁矿石和急流水动力息息相关。运输是关键。19世纪30年代，铁路开始作为货运航线取代运河，集成制造业基地遍布英国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19世纪40年代，“铁路狂热”掀起，铺设了数千公里铁轨，劳动力铺设铁路后，直接留在当地进入工厂工作。从伯明翰到伦敦，坐火车只需一上午时间。国内大部分地区很快可以每日购买到商品或收到邮件。新兴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也许很糟糕，但原先的农业人口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纷纷前往经济相对繁荣的地方生活。

经济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反映在皮尔执政时期的重中之重：自由贸易。制造业需要国外销路，也需要价格低廉的进口原材料和劳动力生活所需的便宜食物。关税是进口和出口的敌人。两位激进派实业家是皮尔这一伟大主张的拥趸，他们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两人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旨在降低粮食价格。1843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首次发行，该刊创办的初衷在于声援两人的这项运动。科布登绝不是托利党人，他是和平主义者，强烈反对贵族统治。不过在自由贸易这个方面，城市激进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谋而合。只有一些宪章派反驳道，自由贸易会用更低的工资欺压穷人。

1845年，食品供应和食品价格成为关键所在，因为此时爱尔兰的马铃薯歉收，一种众人以为早已远离不列颠群岛的恐慌—饥荒卷土重来，到19世纪40年代末，已有100万爱尔兰人逃到美国，大多数人被赶进死亡笼罩的“棺材船”，疾病和饥饿是家常便饭。一些远洋船上食品极其短缺，每趟竟有三分之一的逃荒乘客死亡，死者的尸体被抛进海里喂鲨鱼。唯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就是废除进口小麦税，从而降低面包价格。在辉格党人和激进分子的帮助下，皮尔于1846年成功废除了1815年谷物税。虽然此举并未立刻见效，但食品平均价格在接下来30年内降低了将近一半。

废除谷物法对托利党及其农业利益的影响很快显现出来。皮尔的政策也许从经济角度看是明智的，巧妙地将托利主义和新的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可是却激怒了党内传统主义者。一个名叫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年轻煽动家抨击了皮尔，谴责皮尔之举是“一位政党领袖对其治下伟大政党的蓄意破坏”。1846年夏天，托利党就支持或反对废除谷物法分裂成两派，局面一片混乱，皮尔下台，辉格党人再度执政，约翰•拉塞尔担任首相。辉格党在接下来20年内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19世纪中叶留给人的印象是英国处于渐进式变革状态，遍及商业、文化、精神和建筑领域，这和一个世纪前“沃波尔和平时期”没什么不同。1848年是欧洲的“变革之年”，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波兰等国君主纷纷被推翻。相比之下，英国差点引起政局动荡的事件便是大批宪章派在肯宁顿公地（Kennington Common）集会，集会群众乘三辆马车将一份言辞恳切的请愿书上呈议会，不过被议会拒绝了。在伦敦另一端的不列颠博物馆，卡尔•马克思正在心无旁骛地起草《共产党宣言》，与此同时，下议院众议员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PublicHealth Act）。

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婚姻美满，他们穿梭于温莎、巴尔莫勒尔堡和他们最喜爱的位于怀特岛奥斯本的乡村别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