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化与建设

　　满园文武精英中，只有蒲寿庚才能领会东门达观的禅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了。东门达观初进棋盘园时就有过类似的情形，那局棋结束时，一位书评家先是赞扬达观大师高超的棋艺代表着体育竞赛的至高境界，接着颂扬蒲寿庚功亏一篑的结局蕴涵着深刻的遗憾艺术，然后一边欣赏美女棋子优美的歌舞，一边感慨说，棋子们今日所展示的新潮时装传递了一种剑拔弩张的显相平静，延宕了妥协性的非符码亚文化价值内涵，伸张了人类世纪性的嘈杂意义，必将引导出又一轮非睡眠状物质描述时尚，启迪人类稀释灵魂之经济共性纯粹意义，云云。大家听得头头是道，频频称是，并指点着棋子们款款时装，交口附和书评家的高明之见，却听东门达观冷不丁问了一句，你们说的是不是她们身上缝的布呀？
　　达观大师一语惊人，震慑四座，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何言以对。却见蒲寿庚击掌含笑对九奶说，这些笨蛋开口文化价值，闭口经济意义，却不知时装为何物，只有达观大师识心见性，慧眼独具，一眼洞穿时装不过是几块缝在身上的布，如此智慧，如此觉悟，你们如何能及！倒不说满楼精英听了此话是如何的羞惭无地，那位书评家是如何的恨不得一头撞死，却又不敢在棋盘园造次，只好回家找老婆撒气。只说东门达观的高深禅机竟需老外蒲寿庚加以解释，才能让绍兴师爷、考试局局长、老院士等满腹经纶之士领会，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因为禅机这种东西是地道的中国制造，不应该让老外抢了风头。须知佛教虽从印度进口，禅机却是纯粹国货，谁要是拿东门达观的禅机去对付印度和尚，管保他们都坠入云里雾中，个个找不着北，以为你在玩脑筋急转弯。奇怪的是，大家对东门达观的国产禅机理解起来是这么的费劲，竟需老外蒲寿庚代为阐释，实在不像发生在13世纪，倒像是20世纪，许多国粹都须经老外研究并重视，国人才相信那是精粹而不是垃圾，才重新拿回来当做宝贝。未经老外承认的，就算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咱们都很谦虚地不敢确认，骨气全不知哪儿去了。可以确定的是，画楼精英们并非冲着蒲寿庚的番客身份，才信服蒲寿庚的阐释，毕竟是在13世纪，哪怕汉人在大元帝国地位极低，文化上的底气却还是有的。
　　前文交待过，蒲寿庚是老外，却没有交待他是哪国老外，这不是疏忽，而是没办法交待。史籍上记载，蒲寿庚是阿拉伯人，至于他是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还是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或是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人，并无确切说明，无从查证。我们只知道蒲寿庚长着阿拉伯人的样子，穿着阿拉伯的服装——就是那种白色的长袍，从头顶一直罩到脚板。假如把长袍脱下来，蒲寿庚还是白色的，因为他的内衣也是白布做的，是一种长长的白布条，穿起来很特别，从额头开始往下一圈圈裹下来，一直裹到脚趾头，只露出脸上两只绿色眼珠，以及一个硕大的鹰勾鼻子。假如有人见过古埃及的木乃伊，就能想象出蒲寿庚的样子。但这只是公众形象，在家里他就不裹白布条，特别是晚上睡觉时，也光着身子。但老百姓看不到蒲寿庚的裸体，他们只知道，在泉州闹市街巷。繁忙港口和官府各衙门出没的一具高大威猛的活动木乃伊，就是大元帝国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泉州人民公敌，中国象棋发烧友蒲寿庚。
　　13世纪前后的泉州，聚居了许多蒲寿庚这样的老外，是中国最多老外的城市，也算是一项世界之最——假如在威尼斯的中国人与在泉州的阿拉伯人、罗马人、西班牙人、花刺子模人、马八儿国人、安南人、爪哇人等等老外一样的多，那么这项世界之最便可让给威尼斯。史籍记载，泉州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世界之最，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远洋运输港口，世界最大的外贸中心，世界最大的造船工业基地，世界最大的宗教集中地等等。这许多世界之最，基本上都发生在13世纪前后，与蒲寿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蒲寿庚统治时期（可称之为棋盘园主义时代），无论以城民经济收入总值计算，还是以城民人均收入值计算，泉州都是世界第一发达经济城市。13世纪的中国国力鼎盛，无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都是世界第一，政治军事的代表人物是那个率军席卷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经济建设的代表人物就是世界贸易中心、世界运输中心、世界造船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世界老外中心——泉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蒲寿庚。
　　比较遗憾的是，铁木真是蒙古人，蒲寿庚是阿拉伯老外，俩人都不是地道的汉人，这些辉煌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成就，也就不太值得汉人自豪，因此那些汉人史官就把铁木真和蒲寿庚的丰功伟绩低调处理，铁木真可算是少数民族，不妨多写几笔，蒲寿庚是地道的老外，不提也罢。所以我们今天从史籍上只知泉州有过辉煌成就，却不知蒲寿庚其人。这是很不公平的事。
　　需要说明的是，老外这种叫法是现代叫法，在古代不这么叫，中国古代百姓对老外没有现代人这么客气，冠以“老”字。特别是泉州百姓，他们管老外不叫老外，而称为番客，意思是番邦来的人客，主宾姿态摆得清清楚楚。在蒲寿庚掌权以前，泉州城里有些地方还竖着一种牌子，上面写着“番客不得入内”，说明了人客来访要遵守主人的规矩，与20世纪的情况很不相同。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些地方也竖有类似的牌子，但主语不是番客，而是主人自己，并与某种会摇尾巴的动物并列，这说明番客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还超越了主人。到了下半叶，这一类牌子见不着了，其内容换成另外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表达，在一些宾馆之类的地方，主人经常被也是主人但自己不喜欢做主人的人阻拦，不许主人入内，使主人很难堪，而番客却会被这些不喜欢做主人的人谦恭卑微地迎接进去，使某些具有平等意识的谦逊番客很不好意思。这说明20世纪无论是在上半叶还是下半叶，香客的地位都没有掉下来，差别只在形式。应该说，这两种做法都不对，13世纪大元帝国泉州百姓的做法才最正确，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就是自己的家，别人来到家里就是人客，人客不能睡主人的眠床，使用主人的被子枕头和老婆，吆喝主人的孩子，所以他们坚持管老外叫番客，在类似于卧室、眠床之类的地方竖起“番客不得入内”的牌子。所以中国人会把“国”和“家”合起来造一个“国家”的词，内外有别，主宾分明。即便蒲寿庚做了泉州最高行政长官，也一样还是番客。既然是香邦来的人客，却喧宾夺主，做了主人们的主人，显然太不谦虚，所以泉州百姓才会都想要了蒲寿庚的命——这是口交会五千烈士所发表五千就义演说中的五千个誓杀狡贼蒲寿庚之理由中的一个。开始的时候，蒲寿庚对自己的番客地位很不高兴，就花了许多银子，请了许多文化人帮他搞宣传，纠正百姓的错误认识。这些文化人收了银子后，先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国际主义”派，然后写了许多文章，批判泉州百姓是狭隘民族主义者，是错误的，危险的，很要不得的，并大力提倡蒲寿庚的文明平等人权观念，建议百姓别再叫蒲寿庚他们为番客，另起个好听一点的词，比如“外国友人”，比如“外国贵宾”，起码也得叫个中性一点的，比如“老外”。但泉州百姓却不买这些人的账，坚持管老外叫番客，并坚持到21世纪，至今不改，立场之坚定值得钦佩。这些百姓中也有读书人，他们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说法痛恨已极，挺身而出，奋笔抗击，建议那些不狭隘的人漂洋出海到番客的家里去，睡到番客的床上，使用番客的被子枕头和老婆，吆喝香客的孩子，看看番客们是否会用很文明很不狭隘的什么主义来款待他们。这两派人士各自撰写文章，在泉州东门城墙布告栏上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事实上，这场争论完全多余，那些得了番客好处的人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