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科动物

古可汗，后者则回赠了金、银、现金与丝绸。[191]由于金帐汗国本土并不出产猎豹，因此这些猎豹的来源便又成了一个问题。距离金帐汗国最近的猎豹产地伊朗处在敌国的控制之下，因此最有可能的答案是金帐汗国的亲密盟友——马穆鲁克王朝。能够证明金帐汗国与马穆鲁克王朝的交往中涉及狩猎活动与狩猎动物的是，月即别汗曾多次将猛禽作为礼物送给埃及，还有一次则送去了自己手下的狩猎主管（amīr shikār）。[192]

还有一些狩猎用途的猫科动物是通过商业渠道运往东方的。在14世纪早期，穆斯林商人曾利用印度洋通道将豹子和其他动物进献给元朝宫廷，并且以此为幌子，以官方运输的名义使用政府经费出行。实际上，这种非法利用邮递系统的做法被多次明令禁止，折射出猎豹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需求量很大，是商人为招徕顾客而亏本销售的商品。[193]最终的结果是，元朝宫廷与唐朝一样，获得了许多免费的狩猎用猫科动物。由于元朝皇帝会将“西域纹豹”随意赐给宠爱的官员，因此需要稳定的纹豹供应。[194]

在远西地区，对狩猎用猫科动物的兴趣起源于西班牙。来自11世纪中期的一份西班牙伊斯兰织物上描绘了一位骑手带着一只上锁的猫科动物，很有可能是一只坐在鞍褥上的狞猫。[195]然而，在几个世纪之后，在外部刺激之下，这一运动才在欧洲其他地方流行起来。可以反映这一事实的是，中世纪后期的重要动物学家艾伯塔斯·马格鲁（公元1280年亡故）虽然曾听说过猎豹，但是他对猎豹的了解非常模糊和而且混淆不清。有一次，艾伯塔斯提出长腿的“高大的印度猎犬”是“犬与虎杂交”的后代的观点，以此来意指猎豹的犬类属性。另一次，艾伯塔斯提到了“Alfech”，即阿拉伯语中的“al-fahd”，意为“猎豹”，并宣称其是狮子（leo）与豹子（pard）杂交的产物。此外，艾伯塔斯在其他文章中还将关于真正的豹子（leopard）的信息与猎豹（cheetah）合并在了一起。[196]

在艾伯塔斯就这一主题上误导读者的同时，欧洲关于猎豹的兴趣和知识却传播得非常迅速。这种兴趣猛增背后的主要催化剂无疑便是腓特烈二世，他对猎豹和山猫非常熟悉，并且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供养了许多狩猎用猫科动物。有一些猎豹可能是穆斯林王公馈赠的礼物，另一些则是通过腓特烈二世在马耳他的代理人购于北非。腓特烈二世送给英王亨利三世（公元1216～1272年在位）作为皇室礼物的三只“豹子”可能便来源于此。[197]其他的催化因素与猫科动物则来自于蒙古。1291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公元1272～1307年在位）的使节给伊朗的伊利汗国送去矛隼，而蒙古人则在第二年回赠了一只“豹子”。[198]

通过这些不同的来源，猎豹很快便非常频繁地在欧洲艺术品中出现。正如猎豹经常出现在伊斯兰艺术品中，欧洲艺术品中出现的猎豹让我们了解了猎豹与日俱增的流行性与可见性。[199]此外，这些艺术品在描绘猎豹时，将其与真正的豹子作了清晰的区分，并未出现艾伯塔斯·马格鲁的著作中的混淆现象。例如，一篇1280年代作于英格兰的诗篇插图中，形象地在边沿处绘了一只猎豹作为装饰。[200]更加吸引人的是皮萨内洛（Pisanello，约公元1395～1455）画笔下的猎豹。皮萨内洛的画风非常自然，他本人认为人们只有理解了自然，方能合适地描画自然。可以确定的是，皮萨内洛非常了解猎豹，而且亲身研究过猎豹；他笔下所绘的猫科动物拥有猎豹（Acinonyx jubatus）长而流畅的线条，脸上有明显的泪痕花纹，斑点的形状小而实心，是非常合适的。[201]此外，皮萨内洛笔下的猎豹颈上所佩戴的是“工作用”的项圈，而不是装饰性的项圈；显然，这只猎豹是某人的宠物，而且很可能也是主人的狩猎搭档。[202]

可以预料的是，意大利成了欧洲对狩猎用猫科动物的新兴兴趣的中心。公元14世纪末，吉瓦尼诺·德格拉西（Biovannino de Grassi）在素描中描绘了一只被锁住的猎豹，其身上有实心的斑点，身处于一大片狩猎活动的场景中。[203]接下来，在进口猎豹的陪伴下，15和16世纪早期的法国国王开始从事这项运动。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的君主一样，法国国王在外出狩猎时，会在马鞍后的鞍褥上锁着一只猎豹。当狩猎活动开始后，猎豹便被放出；在猎豹扑倒猎物后，人们会迅速用鲜血与生肉作为奖励，以此来诱使猎豹返回鞍褥休息。[204]

图20 猎豹

资料来源：皮萨内洛绘于15世纪上半叶，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联合授权。

虽然猎豹显然是欧洲皇家狩猎活动中一道明显的风景线，但其从未获得像在核心区域中那样的重要地位。猎豹在欧洲始终是一种异域动物，并不隶属于主流。[205]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相比，猎豹在欧洲的流行时间也较短。

大约在同一时期，狩猎用猫科动物在中国的流行也迎来了最后时期。中国明朝的郑和的出海队伍从阿拉伯和霍尔木兹带回了狞猫。郑和航行的史料正确地记录了狞猫的波斯名西亚国狮，即“siyāh gūsh”，意为“黑色的耳朵”。此外，史料还记载称狞猫的耳朵竖立、性情温和、很容易驯服。[206]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狩猎用猫科动物都是通过陆路运输的。在整个15世纪，纹豹（猎豹）和狞猫（hala hula=qara qulaq）作为伊朗与突厥斯坦各个统治者的礼物抵达北京。[207]16世纪早期，阿里·阿克巴·契丹记录称，陆路前往中国的穆斯林一般都会携带猎豹和狞猫，据称是由于这些猫科动物价值不菲，可以用于交换珍贵的布料。阿里还记述称，在北京的皇宫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专门用于存放猫科动物，这个“宫殿中满是狮子（shirān）、老虎（babrān）、豹子（palangān）、猎豹（yūz）和狞猫（siyāh gūsh）”。[208]这里指的就是汉语所说的“豹房”，由明正德皇帝（公元1506～1521年在位）修建。正德皇帝决议通过积极的狩猎日程来恢复明朝军队的活力，因此需要驯服的狩猎用猫科动物。尽管豹房因花费高昂而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却最终得以留存下来；在明朝灭亡时，里面的动物或被杀死，或被放生。[209]

图21 16世纪法国马背上的猎豹

资料来源：保罗·拉克鲁瓦（Paul Lacroix）著《中世纪的法国》（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1874年初版，1963年再版。

在伊朗和印度两地，人们对这一运动的热情不减，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出产猎豹。然而，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人们对之的热情却逐渐减弱。与大象一样，猎豹也不能在圈养状态下繁殖。因此，在猎豹的产地之外，并没有形成自给自足的繁殖群体。

这种前现代时期的失败原因很能说明问题。艾伯塔斯·马格鲁认为，猎豹是犬类与老虎，或者豹子与狮子的杂交产物，这种观点也是中世纪人们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关键。然而，艾伯塔斯·马格鲁的观点并非他自己独创的。实际上，这一观点可以追溯至穆斯林信仰，即认为猎豹是豹子与狮子或老虎与狮子的后代，而且认为猎豹作为不同物种混合的产物，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