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大街上炸响，掀起了大量的联系”。3整个15世纪30、40年代，一系列用方言写就的诗歌、表达不满的法令以及其他形式的文章在整个王国盛行，评论着对法国的战争、税收以及国王顾问大臣们等诸多方面的事情。这些文章之所以获得爆发的力量，并不在于它们被以私底下的方式秘密流传和阅读，而在于它们能够被平民们大声诵读和理解，此时的平民们沉浸在了大家可以共同分享的政治术语词汇当中。1431年，租种汉普郡（Hampshire）一位富有地主威廉·福莱特（William Flete）土地的贫穷佃户们带着犁头和犁刀到议会的会议室进行抗议，他们彼此使用着一种共同的语言，对地主的敲诈和压迫进行抗议，那一年这些人在“杰克·夏普”（Jack Sharp）的领导下在阿宾顿（Abingdon）揭竿而起。或者说，1450年6月，叛乱者与杰克·凯德在布莱克希思聚集在一起，他们用书面的文字和口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1450年，整个国家因在诺曼底吃了败仗而明显产生的一种羞耻感成为此次叛乱的导火索。为了适应不同的宣传受众，反对国王的顾问大臣的诗歌和檄文被复印、分发和修改润色。他们谴责反动的顾问大臣及其自私自利的行为导致英格兰战败，造成国王和平民大众均处于贫困的处境。尽管他们的不满在中世纪晚期的政治文化中极为常见，但其矛头直指诺曼底失守和针对萨福克公爵的议会程序。凯德的檄文初稿成文于议会开会期间，当时的人们注意到在议会最后一次开会的4月至6月期间，这篇檄文已经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平民们在这种背景之下对最近发生的事件进行了重新阐释，并针对那些他们所认为理应为此承担责任的人进行血腥的报复：萨福克公爵、莫林斯和艾斯克夫主教以及塞伊勋爵。那些被控告谋杀了萨福克公爵的水手们揭露了对政体的一种细致理解。这些水手称，当公爵向他们展示王室通行证时，“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国王，但他们对英格兰王权却非常了解，并表示英格兰王国的王权属于王国的整个社区，社区才是王权”。4

毫无疑问，平民才是推动英格兰1450年政治进程的主要力量。1月，面临议会弹劾的萨福克公爵认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件，责骂道：“在国王陛下的国土上肆虐横行的肮脏恐怖的语言，几乎挂在了每位平民的嘴上。”5政府早在4月就在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发出了公告（尽管是以拉丁语形式撰写的），反对张贴叛乱檄文。然而，显而易见王室和政治精英们都无力终止谣言四处散布，也无法阻止平民直接干预政治和司法进程。当年晚些时候，王室开始发布英文公告，试图重新夺回政治话语权。凯德的叛乱也许最早是由肯特郡的平民将会由于谋杀了萨福克公爵而遭到惩治这样的谣言所激起的，但是叛乱的根源是基于民众对英格兰在法国的战败和对国内治理不力的认识而做出的反应。然而，此次叛乱的更长期的根源可以在两方面找到：一是中世纪末期英格兰平民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崛起；二是兰开斯特派政体的建立方式，它建立在了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的不稳定对话基础之上。

在接下来的20年间，这种起源于平民的表达政治异议和改革议程时所采取的形式和语言，逐渐开始得到政治精英们的采纳和运用。最重要的是，约克公爵理查在15世纪50年代借以挑战王权的这种改革平台本质上属于平民所有。1450年夏天，反对肯特郡王室官员的司法程序，以及同年11月议会中反对国王王室大臣的请愿，这二者与凯德叛乱的政治呼声遥相呼应。凯德叛乱的政治呼声现在已经成为约克派对王室批判的中心内容。与凯德叛乱是约克公爵为了在朝廷里攻击政敌而密谋筹划的这种观点（就像他的兰开斯特派对手所主张的那样）不同，约克公爵实际上已成为一名机会主义的“凯德派分子”，他借助平民大众这个平台来结束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政治流放。约克公爵的支持者们，比如1453年时的威廉·奥德霍尔爵士，采纳了大众政治的行动方式，即撰写和散布檄文，来攻击他们的政敌。到1456年时，这种“约克派喧闹文学遭受到了兰开斯特派的反击”。6

然而，比政治辩论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所使用的语言。正如大卫·斯塔基所指出的那样，自1450年开始，“公众利益”这个术语出现并成为政治辩论中的重要词汇。1450年以前，官方文件中使用“共同利益”这个术语的现象更为常见，但在那个十年后期的几年里，无论是兰开斯特派还是约克派都声称自己代表“善良的大众”或大众“福利”（“利益”“福利”或“幸福”）。第一次正式使用“公众利益”这个术语是在1446年。但是，1381年的叛乱者们就已经对外宣称他们是为了王国的“公众利益”而行动。1450年，凯德及其追随者们有意识地欣然接受了这种观点（尽管他们并没有完全准确地采用“公众利益”这个词汇）。15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精英阶层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政治话语的语言和表达形式的掌控，这一点在以下这个事实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1460年6月，约克派勋爵在肯特郡登陆时，他们所采用的战斗檄文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照搬了10年前凯德的叛乱檄文。约克派的统治平台其实属于民粹性质，这个概念在爱德华四世曾经下令处决兰开斯特派贵族而饶恕平民的表述中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此外，这种诉诸民粹主义的做法已经被平民们接受，成为正确和恰当的政治做法。1462年，英格兰西部地区的农民们认为，他们使爱德华四世登上了王位，并且宣称“如果他不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统治”，我们将废黜他。这种说法表达了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政治正常模式下人们普遍秉持的一种观点。7

无需采用阶层斗争的观点我们也能够认识到，一种由平民推动的政治历程对于政治精英们来说实属令他们深恶痛绝的事情。从1470至1471年间，有证据表明英格兰的政治精英们企图把政治力量从平民手中夺回来。科林·里士满提请人们关注这样的事实：由官方赞助的《林肯郡叛乱编年史》（Chronicle of Rebellion in Lincolnshire）以及更重要的《1471年英格兰历史的来临》（The History of the Arrivall in England of 1471），这两部著作均代表了约克王朝企图执政治话语权之牛耳，并就近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写下无可辩驳的官方历史。8的确，约克王朝统治时期和都铎王朝早期作为一个整体，见证了公告、传单以及历史记录和族谱数量的稳定增加。这些资料无疑属于王室的政治宣传手段。此外，英格兰王室极力使其他形式的新闻、谣传和政治讨论非法化并尽力使其消失。15世纪70年代末期散布文书者普遍被妖魔化。理查三世在1483～1485年间开展了一场内部事先协商过的暴力运动来反对谣言和文书。威廉·科灵布恩（William Collingbourne）可能受到了绞刑、挖腹和肢解等刑罚，部分原因在于他所写的两行诗（ “猫，鼠，及我们的狗洛威尔/在猪头之下统治英格兰”注19）讽刺了国王及其大臣们。然而，王室1485年发出了一份公告，强调每位臣民都有责任反对煽动性谣言，可以销毁文书，“不要去阅读或者向其他人展示该文本”，并把它们交付国王枢密院处理。9

15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平民在英格兰政治进程中的合法角色的湮灭是玫瑰战争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之一，此后对“平民”这个术语的重新定义对于都铎王朝鲜明政治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16世纪伊始，这个术语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