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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家族是新贵,而不是天生的君王家族。他们之所以掌权,不是因为战功卓著或政权地位高,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位新教国王的远房后代。他们大多数是头戴假发、面敷脂粉的小人物,无足轻重,既不会管教子女,也不敢对议会提意见。正因为如此,他们共同推动了议会政府的进程,而且远比亨利三世以来任何国王所起的作用都要更大。乔治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的情妇和打牌,在其他事情上任由国家自由呼吸和成长。其结果是,政治家不再小心侍奉国王,而是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深受政党、民意、选民和经济力量的影响,这些使政治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1714年,时年54岁的乔治一世(1712—1727年在位)抵达伦敦,人们对此松了一口气,但却没有表示出任何热情。乔治一世不怎么会说英语,只来过英格兰这片新领土一次,他表示“不喜欢这里”。他自认为帮了英格兰一个忙,使王位免于落入斯图亚特家族之手。他是一位汉诺威独裁者,将妻子囚禁在城堡里达30年之久,只因为她同一名朝臣私通,这名朝臣也惨遭杀害并被肢解。除去妻子后,他带来了两名情妇,一胖一瘦,被称为“大象”和“柱子”,她们每晚轮流陪他打牌。新朝臣们在新的汉诺威广场建造房屋,采用老家的装饰图样。乔治一世的儿子乔治•奥古斯塔斯(George Augustus)讨厌父亲,他在伦敦斯特莱庄园(Leicester House)和性情活泼的妻子卡洛琳(Caroline)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宫廷。她称汉诺威为“粪堆”(dunghill)。如果说在此之前国王的威严,更不必说神圣性,尚对英国人存有少许吸引力,那么这种吸引力也随着汉诺威的到来而消失了。
乔治一世经常不在伦敦,这为内阁带来了独立和地位。内阁会议由资深大臣主持,斯坦诺普亲王(Lord Stanhope)成为“首席”,此外粗犷的诺福克地主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出任财政大臣。1715年,“老僭王”詹姆斯•斯图亚特在苏格兰掀起叛乱,内阁面临着挑战。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代表政府,赶在叛乱分子南下斯特灵之前阻截他们,詹姆斯一回到苏格兰,便不得不逃回法国。所谓的“1715年叛乱”还没开始便结束了。
和威廉一样,乔治一世认为王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英格兰国内的支持解决本国国内矛盾。1715年登基后举行选举,托利党人因为被怀疑有同情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嫌疑被打败,辉格党人再度执政。虽然辉格党一贯支持战争,可党内在如何支付过去战争费用以及是否支持乔治一世参战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国债升至5000万英镑,沃波尔辞去财政大臣一职。1720年,为了偿还国债,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依照《乌得勒支和约》被授予了贸易垄断权。这导致了对该公司股份的疯狂投机,内阁官员公开赞扬股份的价值,结果钱都落在了自己口袋里。在几周时间内,南海公司价值100英镑的股份飙升至1000英镑,子公司的股份也迅速膨胀。据说当时几乎不可能在伦敦买到一辆四轮马车,信贷繁荣达到如此地步。
同年9月,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破灭,举国震惊。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他们大多是伦敦市民,议会不得不宣读《取缔暴动法》(Riot Act)。斯坦诺普亲王在上议院突然中风,当场死亡。邮政大臣锒铛入狱,财政大臣(不再是沃波尔)也被关进监狱。有人提议将以股份抵押贷款的银行家们“绑起来放在装满蛇的袋子里,然后扔进阴沉沉的泰晤士河”。
1722年,沃波尔重新成为辉格党领导人,他也是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反战政府的首脑。他身躯庞大,喜欢饮酒,生活奢华,他和托利党人一样,反对花费高昂的军事行动。因此他下令降低土地税,并向各方保证半独立的汉诺威国王统治下的辉格党政府不会破坏既有秩序。沃波尔最初是财政大臣,他是首个被称作“首相”(primeminister)的英国大臣。政府将地产发展项目中的一座市内房屋赠给了他。这座房子离怀特霍尔不远,其所在街道被命名为唐宁街。他颇为明智地坚持这座房子自此以后与首相一职相挂钩。
图中描绘的是在伦敦皇家交易所发生的“南海泡沫事件”。这场金融危机促成了沃波尔成为英国史上首位“首相”。
沃波尔的政治座右铭是“莫惹是非”(Let sleeping dogslie)。政府债务被转移到偿债基金中来,政府制定政策避免战争和促进贸易。“沃波尔和平期”被视为英格兰的黄金时代。蒲伯(Pope)、斯威夫特(Swift)、笛福和约翰逊用机智风趣的语言记录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洛克(Locke)和贝克莱(Berkeley)的哲学阐述了自由主义观点。政治对话的范畴开始从宫廷和议会向知识分子精英大范围扩展。在宗教领域,受《宗教考察法》保护的英国国教缺乏生气,这催生了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卫理公会派”(Methodist)讲道,他自称“劫后余生的人”,存在的目的是激励英国国教发展。乔治一世时期社会环境怡人,新的中产阶级对波•纳什(Beau Nash)在公共集会场合所提倡的向上社会流动很感兴趣。与此同时,杜松子酒价格便宜,穷人也可以借酒浇愁。18世纪70年代,伦敦11区每区都有一家杜松子酒酒馆,人们“可以花一便士喝醉,花两便士喝个烂醉”。18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伦敦人口史上唯一一次停止增长的时代,当时大约有70万人。在1736年之前,《杜松子酒法令》(Gin Act)向酒馆征税和发放经营许可证,对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
波•纳什开设的浴场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在贵族阶级和富裕中产阶级之间的社会流动性。
满载艺术品从大旅行(Grand Tour,指旧时英国贵族子弟遍游欧洲大陆)归来的贵族掀起了风格之战。一边是英国巴洛克风格,以范布勒、霍克斯莫尔(Hawksmoor)和吉布斯(Gibbs)为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布莱尼姆宫、霍华德城堡(Castle Howard)和伦敦东部的“安妮女王”教堂。另一边是意大利帕拉第奥风格,以柏林顿爵士(LordBurlington)及其门徒科伦•坎贝尔(Colen Campell)和威廉•肯特(Willian Kent)为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伦敦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的伯林顿府(Burlington House)和泰晤士河畔的奇兹威克府(Chiswick House)。有“英国斗牛犬”(British Bulldog)之称的画家威廉•荷加斯(WilliamHogarth)讽刺意大利帕拉第奥风格建筑来自外国,缺乏活力,不过这种风格在18世纪风靡英国建筑领域。同样,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汉德尔(Frederick Handel)的德国移民激发了英国音乐界的生气,汉诺威朝廷对他青睐有加。
1727年,乔治一世去世,沃波尔与旧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或许是他被变节者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免职的原因。不过他和新王后卡洛琳关系不错,并且把王室专款花在政治盟友身上,因此他的地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乔治二世比父亲乔治一世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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