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兽师的交换

。在很多情况中，重要的狩猎动物及其驯兽师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北部地区和东部草原地带，使唐朝和元朝的皇家狩猎活动与伊朗和印度的皇家狩猎活动变得非常接近。

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这种现象也有所出现。记载最清晰的，是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伊斯兰世界对欧洲南部地区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持续时间很久。首先，在腓特烈二世拥有的著名动物园中，很多动物——包括猎猫——都是由穆斯林驯兽师照养的。在一次皇室出行中，皇帝曾用阿拉伯语与猎豹管理员交谈。此外，在一封写给“阿拉伯专家”的信中，腓特烈二世提到了为自己服务的“山猫和猎豹的管理员”；在另一封信中，则提到了一位“巴勒莫的雷纳尔丁（Rainaldin of Palermo）”，这是一位负责统管狩猎用猫科动物的官员。从腓特烈二世自己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位官员负责猎豹的甄选、训练和运输，以及驯豹师的指挥管理工作。有一次，皇帝曾询问此人关于猎豹骑术水平的进步情况。[231]

当然，腓特烈二世更加关注鹰猎活动，并且从穆斯林专家处学得了很多知识。据腓特烈二世本人的记述，他从四方召集了最好的驯鹰师，在自己国内供养这些专家，“咨询他们的意见，权衡他们所掌握知识的重要性，试图记住其中更有价值的话语和行为”。在这里，腓特烈二世并未提及这些专家的来历，但是之后他曾顺带提及其中一部分人来自埃及。此外，腓特烈二世的“阿拉伯驯鹰师”也曾出现在其他资料中。毫无疑问，腓特烈二世和之后的整个欧洲鹰猎活动都深受穆斯林世界的影响。[232]

在腓特烈二世关于兜帽（hooding）的论述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在介绍这一话题时，腓特烈二世是这么写的。

猎鹰的兜帽是东方民族的创造。据我们所知，是阿拉伯人首先广泛应用兜帽的。我们在出海航行时，看到阿拉伯人使用兜帽，还研究了他们使用这种头罩的方法。阿拉伯统治者不仅送给我们很多品种的猎鹰，还送来了兜帽使用方面的驯鹰师专家。除了这些知识来源……我们还从外国引进了猎鹰和专门人员，其中一部分人来自阿拉伯，另一部分人则来自其他国家。从这些人身上，我们获得了所有相关技术的知识。由于兜帽的使用是这一技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兜帽在驯服猎鹰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采用了这种技术来管理自己的猎鹰，并给予了认可。就这样，与我们同时代的人便从我们这里学会了兜帽的使用方法；我们的后代不应忽略这一点。[233]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皇家狩猎活动的同质化过程中，直接观察与动物专家的流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除此之外，这篇佳文也是一段清晰而准确的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独特的——叙述，为我们复刻了中世纪跨文化传播的一幕场景，而叙述者恰恰就是这一传播过程的主要推进者。

这就将我们带至同质化趋势的最后一个案例分析中，即核心区域模式是如何渗入东南亚地区的。众所周知，自公元13世纪起，印度北部的贵族穆斯林文化便出现了渐进的波斯化趋势。很多波斯人来到南亚次大陆探寻财运，带来了新的文学与艺术形式以及社会准则。[234]在萨非王朝统治时期，有一些侍臣和家养奴隶（ghulām）也加入了这一移民大军。例如，16世纪早期的第乌（Diu）长官马里克·阿亚兹（Malik Ayaz）曾是一名格鲁吉亚奴隶，他最初便是依靠自己的猎鸟技术吸引了统治者——古吉拉特苏丹迈哈穆德·比加尔（Mahmūd Bigarh，公元1458～1511年在位）——的注意。[235]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还有另一位格鲁吉亚皈依者易卜拉欣·马里克（Georgian convert，Ibrahim Malik），据马努西称，此人“负责掌管老鹰、鹰隼和皇家狩猎活动设施”。[236]无论是不是皈依者，格鲁吉亚人均与伊朗的皇家狩猎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而有一些人据我们所知，甚至来到了更东边的地方，最终抵达了暹罗。在暹罗国王的宫廷中，更加著名的是一位格鲁吉亚侍从，此人最终在一次皇家狩猎活动中被误杀了。这个人并非是在暹罗传递来自核心区域的影响的唯一来源。暹罗国王曾将本地捕捉的老鹰和鹰隼交给自己的波斯侍臣，据宫廷内的萨非王朝使节称，这是“因为国王知道伊朗人对狩猎活动非常感兴趣，因此希望他们能够训练这些猎鹰，之后再将它们送回宫廷”。[237]那么，我们也就可以预料到，在萨非王朝的使节汇报自己的出使过程时，他们比较了暹罗宫廷与位于下缅甸[238]的勃固宫廷，并宣称尽管勃固国王尚没有皇家游行活动，但暹罗国王在宫廷礼仪、骑马和定期狩猎方面“已习惯于莫卧儿帝国的习俗与风格”。[239]

因此，即使皇家狩猎活动的伟大时代已经接近了尾声，始于核心区域的狩猎风尚依然在向外传播，仍然在寻求接受，并继续扩向新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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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ter，George F. 1988 “Cultural Historical Diffusion.” In Peter J. Hugill and D. Bruce Dickson，eds.，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Material Culture. 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pp. 4-5.

[2] ARI Grayson，Albert Kirk. 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72-76.I vols.83.

[3] ，77.

[4] Jshu/M Mather，Richard B.，trans. Biography of Lü Kuang [from the Jinshu].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35.

[5] Sidebotham，Steven E. 1991 “Ports on the Red Sea and the Arabia-India Trade.” In Vimala Begley and Richard De Puma，eds.，Rome and India：The Ancient Sea Trade.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pp.22，and Jāḥiẓ，KT Pellat，Charles，trans. “Ğāḥiẓiana I：Le Kitab al-tabaṣṣur bi-l Tiğara attribué à Ğāḥiẓ.” Arabica 2（1955）：159.

[6] ANE Pritchard，James B.，ed.，The Ancient Near East：An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