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己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君主。爱德华四世本人不时地向议会权力发起挑战，要求议会批准给王室的供应，并责成议会监管其开支，这种情况在15世纪6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议会的平民们仍然利用公共财政的说辞进行抗议，把他们对爱德华四世行为的不满记录在了议会卷宗里，但是国王基本上选择了无视他们。同样，在1472～1474年间，下议院试图为补贴税的征收和开支增设限制条件，尽管国王原则上同意，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税收是按照它得到批准时的条件进行管理的。1474年和1481年爱德华四世推行的恩税也应当在这个背景下来考察。恩税并不是早些时候的一般性贷款，而是属于现行宪法框架之外的税收形式，而理查三世却对此无比轻视。正如这些围绕税收问题而进行的争论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约克王朝国王治下的王室财政的多数理论和实践仍然受到了“公共”财政这种提法的限制和约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约克王朝国王统治时期的第一次议会之后，再也没有了把王室的收入和开支的详细情况递交给议会的这种尝试。



图8-1 印刷业发展至15世纪末时已经对推动历史和其他文字作品的传播和消费产生了深刻变革，正是这些文字作品塑造了英格兰的政治文化。上图展示的是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80年版的著作《英格兰编年史》（The cronicles of England，STC 9991）之第一页。

另一方面，亨利七世似乎并不是如此地受到公共财政这种提法的约束。尽管从1487年开始他振兴了约克王朝库房财务机构，但他的财务政策的重要性并没有如此多地放在创新性管理上面，而是放在了强调创新性管理的理论和假设之上。正如他统治的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样，亨利也许把目光盯在了法国，以求得到启发。法国王室的安全保障手段在于其财富并不需要向贵族也无需向议会负责。如此一来，王室库房这个私有的财政工具给亨利七世提供了一种确保政治安全的手段。就爱德华四世统治结束时进入王室库房金库的现款数量而言，尽管它可能已经超过了进入英格兰财政部金库的现款数量，但是在15世纪60、70年代，王室领地和君主特权的主要功能仍然属于政治性的功能，而不是向王室管理提供一种资助手段。到15世纪90年代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亨利七世成功地改变了中世纪公共财政体系的三个基本特点。首先，王室的绝大多数收入属于“私有性质”，原因是这些收入由国王库房的司库来管理，它们既不在财政部进行登记，而且其账目又不交财政部审核。贸易税也被拿来据为“私有”：国王库房的账目簿显示，1486年批准给亨利七世终身享有的吨税和磅税收入便是采用这种方法处理的。一旦进入王室库房的“私有”范围，那么亨利七世便可以随意使用这些钱而不受枢密院或议会的干预。在其统治后期，亨利七世为了给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和菲利普大公置办珠宝礼物花费了大量金钱（发生于1505年4月，其金额相当于王室一年的收入），目的是买通这两人使其支持自己，反对那些约克派昔日冒充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人们。这个事件体现出一位从前任国王们所受的财务约束中摆脱出来的国王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创立了可以资助他们实现政治抱负的替代性财务手段，从而使他们不再完全依赖于下议院为其慷慨筹资和政治社区的支持。这不仅是对王室财政状况窘迫的回应，而且也是认识到了这种资金受限的情况将削弱王室权威之后的一种回应。都铎王朝统治初期的王室财政与中世纪末期的前任国王们的财务存在本质上的差别。都铎王朝统治初期资金来源的基础是王室私有的、与土地相关的资源，它们进入了王室的库房。这个时期王室的资金来源基础并非是那些由议会拨付并受英格兰财政部控制的“公共”资金。15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这些变化，部分地满足了福蒂斯丘设计的成为“王室的一个新基础”的蓝图，但是这些变化出现所付出的代价是削弱了英格兰的“政治政体和君主政体”地位。14



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与玫瑰战争


一般来说，长期以来15世纪就一直被看作是欧洲在文化上开始转型的一段历史时期。19世纪的德国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把1600年前的大约250年尤其是整个15世纪形容为文化、社会和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这种“复兴”［法国学者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19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在意大利发轫并发展壮大。它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它是一种对古代经典学习的恢复和兴起，意味着对中世纪那种不合理的宗教世界的摒弃。其次，它带来了一种引领世界历史进入现代阶段的个人主义新精神。新近学者们对布克哈特观点中那些更核心的偏哲学方面的内容并未予以考虑。相反，所谓的复兴主要是一场文化和文学运动，它以复古和学习人文或人文主义为中心。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主要学者保罗·奥斯卡·克里斯泰勒尔（Paul Oskar Kristeller）摒弃了所有那些与人的处境或一种对人道的关怀相联系的人文主义概念；相反，它是“对古典时期进行学习和模仿的一种广泛关注，为该历史时期所特有，并且表现于学术界、教育界及很多其他领域，包括艺术与科学领域”。15到15世纪30年代时，人们把学习人文定义为对语法、修辞、诗歌以及道德哲学的学习，这部分起源于意大利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在一个世纪以前重新发现了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所写的信件。西塞罗是公元前1世纪一位罗马作家。整个15世纪，人文主义从意大利扩展至西欧各大学、宫廷以及讲堂。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可谓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在15世纪结束之前，人文主义革命遽告完成，其倡导者也使整个欧洲社会确信“如不掌握它便无法进行统治和领导”。16

近来的研究说明了英格兰卷入这场文化变革的方式。人文主义对英格兰的最初影响是通过更广泛的人文主义课题的一个特殊方面进行的：把经典权威著作翻译和改编为本地语言。英格兰人对人文主义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但是早期支持人文主义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亨利四世最小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格洛斯特公爵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之间友谊的结果，便是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经典作家作品的翻译以及大量人文主义书籍的收藏和积累。他还聘请了一位意大利人蒂托·利维奥·弗鲁洛维西（Tito Livio Frulovisi）作为自己的秘书。此人大约在1438年著成《维塔·亨力奇·昆蒂》（Vita Henrici Quinti）一书。这本著作表面上赞扬亨利四世的功绩，但实际上把汉弗莱公爵提升到了先王遗产保卫者的位置。格洛斯特公爵本人并不懂得希腊语，他偏爱的是法国翻译者译介的拉丁语经典著作。近来有学者争论说，格洛斯特公爵对人文主义的赞助和支持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政治见解，对于兰开斯特派统治下的英格兰政治也没有带来重大影响。然而，如果说格洛斯特公爵对文学的赞助有任何长期历史意义的话，那么其意义就在于把一种对待经典的人文主义方式在15世纪中期英格兰的政治精英界变得流行开来。1445年，奥古斯丁的修士奥斯伯恩·博肯赫姆（Osbern Bokenham）把克劳狄恩（Claudia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