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战争与社会：战争的苦果

是被用在了资助玫瑰战争之中。1460年年初，约翰·帕斯顿描述了诺福克郡各城镇和村庄如何给征兵专员招募来的400名士兵发放军饷的情景。当时，无数的英格兰城镇都提高了当地的税收，以便资助自己的军队参加内战。从14世纪60年代起，英格兰人也习惯于以借贷的形式资助王室。当然，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都曾经用贷款的方式来资助自己发动的战争。到1307年时，爱德华一世的债务高达20万英镑。1339年，30万英镑的债务迫使爱德华三世的对外政策趋于夭折。然而，关键的区别在于从14世纪60年代起，这些贷款的来源不是国外银行家，而是国王自己的臣民。在15世纪，维持英格兰王室统治的是国内的商业资本（主要依靠羊毛贸易积累的财富），而不是欧洲南部大银行提供的贷款。因此，15世纪中期的英格兰商人（例如1455年资助沃里克伯爵接管加来要塞的羊毛商人，或者1460年时曾经向约克派伯爵们提供过资金支持的伦敦商人）在快速果断地结束国内的政治冲突和不稳定局面这个问题上拥有既定利益。甚至那些不情愿贷款的放贷人，例如那些在1460年12月曾经出资帮助过兰开斯特派政治事业的来自戴汉姆领地的人们，仍然拿出了资金使敌对方可以进行征兵作战。

13、14世纪的战争冲突确保整个英格兰社会做好了进行战争的准备，但是这些冲突也向整个王国灌输了一种深入人心的军事文化。对于当时的人们对军事实力衰退所做出的抱怨，很多现代的历史学家都只看到了其表面现象。威廉·伍斯特在15世纪50年代时著文针对这样的事实哀叹不已：近来，那些“具有贵族血统且天生尚武”的人已经忽视了这些军事技能，他们转而去从事法律事务，过着慵懒的生活。4J. R. 兰德（J. R. Lander）把伍斯特视为“那些正在消失的、参与过百年大战老兵们当中的极端保守代言人”，并直接忽视了伍斯特提出的观点。但是，兰德仍然大体上接受伍斯特所得出的结论：15世纪英格兰的贵族和绅士们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显得没有那么好战。5然而，兰德在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可能皆不正确。伍斯特对军事能力的担心或许是杞人忧天，但是他无疑不是唯一一位在15世纪下半叶提倡复兴军事，或者说是骑士精神的人。在1450和1475年之间，大量的军事教材被翻译并重新编纂，以供英格兰读者阅读，例如韦格蒂乌斯（Vegetius）撰写的罗马经典《论军事》（De Rei Militari），以及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拉蒙·卢尔（Ramon Lull）和阿兰·夏蒂埃（Alain Chartier）等人的军事著作。6此外，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人们普遍地重新激起了对军事和骑士主题文字作品的阅读兴趣。雄心勃勃的男人们继续对从军事和骑士角度定义的文雅和有教养充满着渴望，远远没有视其为过时之物。当约克商人尼古拉斯·布莱克本（Nicholas Blackburn，1432年去世）的家人托人将他的肖像绘制在圣公会北街教堂的五彩玻璃窗上时，他们将他描述为一身戎装的形象。这足可证明戎装形象给人们带来的持久吸引力，甚至还吸引到了城市商界精英。

15世纪中期，地主阶级是否已经放弃了他们传统上所肩负的军事责任，这一点还绝对没有定论。上流社会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积极参与战事，他们后来从这种积极的状态中抽身而去的程度被严重地夸大了。得出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15世纪英格兰远征军中重骑兵和弓箭手之间在数量上的比例在不断扩大。14世纪中期，远征军中重骑兵和弓箭手二者的数量比例似乎相同。到1415年时，二者之间常见的比例似乎为1∶3。但是1430年此比例上升到了1∶12。而在整个15世纪30、40年代，二者的平均比例为1∶5。现在的人们对此提出了大量的解释。首先，作战性质出现了从少骑行到多静态驻守的转变，从而减少了抢掠和勒索赎金现象发生的概率，也就使得海外服兵役的前途变得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其次，贵族阶层对于在大部分由非贵族阶层的人构成的军队中服役也没有从前那么热心了。最后，各郡行政管理的职责负担意味着一个人不可能把做好国内事务和去海外服兵役这二者同时完成。

然而，在1422年后的几年间，对于英格兰少数重要的贵族阶层人士来说，显然在战争中服役仍是他们任职履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郡在这一点上不尽相同。由于有些郡（例如埃塞克斯郡）其精英阶层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律师，所以，它们对军队的贡献就要比其他郡小。然而，在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郡，进入军队服役依然是郡中精英阶层的首要选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内战爆发。例如，在肯特郡，像威廉·浩特爵士（Sir William Haute）、理查·伍德维尔以及托马斯·凯利尔一类的人都是在国内担任郡治安官、议员以及和平法官的同时，还在对法作战中积极服兵役。那些被大多数历史学家鉴定为朝臣或国内行政官员的个人，比如肯特郡的詹姆斯·法因斯、塞伊和塞里勋爵以及兰开夏的理查·哈灵顿爵士或德文郡的罗伯特·维尔爵士，他们一直在诺曼底服役直至1450年英格兰对其占领结束。正如西蒙·佩林近期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在法国参与作战与其在英格兰国内履行公职并不互相排斥。7此外，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老兵代表了兰开斯特政权里那些存有叛乱之心的对手当中的核心人物。他们在玫瑰战争期间的职业生涯表明：决定他们下决心是为兰开斯特派还是为约克派而战的因素有两方面，即既有忠诚和个人选择程度。



战争带来的影响：贵族阶层


毫无疑问，在15世纪50、60年代，国民之中有很大比例的人们心甘情愿地在内战当中付出自己的生命和生计，这一点在贵族阶层表现得尤为明显。科林·里士满（Colin Richmond）的数据显示了他们参与内战的程度，特别是在1459～1461年期间。例如，在路孚德桥战役中，有6位勋爵与约克公爵并肩作战，而当时兰开斯特派参与作战的勋爵数量达到了21位；在1461年2月的圣奥尔本斯战役中，12位约克派勋爵与15位（也可能是17位）兰开斯特派勋爵对阵；而在陶顿战役中，不少于21位兰开斯特派勋爵与至少9位约克派勋爵交战。总的来说，1459～1461年间，在全部70位收到国王要求参加议会会议的单独诏令或收到专属参会权的贵族中，至少有58位贵族在玫瑰战争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此外，他们似乎都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36位兰开斯特派贵族中有14位要么战死沙场，要么战后不久被处决；而22位约克派贵族中有6位在沙场殒命。8麦克法兰指出，战争本身只造成了数量很少的贵族家庭的灭绝。尽管他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1459～1461年间的战争无疑造成了贵族的重大伤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四分之一的议会贵族消失殆尽。

从贵族方面来讲，他们参与1459～1461年战争的规模的确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根据里士满的观点，正是贵族加入到了约克派一方才打破了战局平衡，从而使局势变得有利于爱德华四世。虽然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但1461年被议会剥夺了财产权和公民权的兰开斯特派贵族的具体情况和其他证据均表明，曾经在亨利六世统治时期担任过下议院议员的贵族中，至少有32位在陶顿战役中站在了兰开斯特派一方，而其中至少有15位（无疑低估了）是为爱德华四世而战。兰开斯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