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命运的齿轮：第三次战争（1483～1487）

1471年5月，爱德华四世终于可以踌躇满志地展望未来了。他做国王不存在任何争议，其继承王位的权利已经在战场上得到了证明，而王位竞争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和后来的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业已离世，同时他在15世纪60年代主要的政治对手沃里克伯爵同样也不在了人世。他的王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的长子爱德华（出生于1470年11月国王在外流亡时）得到了两位叔叔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和克拉伦斯公爵乔治的支持。爱德华四世还可以倚仗他妻子一方庞大家族的支持，为首的人物是里弗斯伯爵安东尼·伍德维尔和能干的军事人才如黑斯廷斯勋爵威廉，同时还有由约克家族家臣们维系在一起的不断扩张的人脉网，这张人脉网往往借助国王的家庭成员与国王本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随后不到15年的时间之内，约克王朝便寿终正寝。从小的方面来看，约克公爵理查没有直系亲属男嗣，而从更大层面上来看，整个约克统治集团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与爱德华四世最亲近的家臣们开始效忠于一位新国王亨利·都铎。这位新国王在1471年时还只是流亡的兰开斯特派人物中的泛泛之辈。约克家族命运的这种戏剧性大反转发生在很短暂的时间之内，即从1483年4月9日爱德华四世离世到1485年8月22日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战役中获胜，其间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段时期见证了对一位合法国王王位的篡夺和对其可能的谋杀，贵族叛乱的再次出现，外国君主对英格兰内政直接的或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干涉，以及一位英格兰国王战死沙场［自1066年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on）之后的第一位］，直至最终，由亨利七世降下了玫瑰战争的大幕。



爱德华四世的“第二个统治阶段”


在赢得图克斯伯里战役之后，爱德华四世接着开始巩固他在整个王国的权威。尽管他以一个政治派别的首领身份在“第二次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约克家族统治的再次确立不受人们的欢迎，也没有迹象表明它面临任何严重的挑战。只有那位不肯妥协的兰开斯特派人物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和逃亡的克利福德勋爵的兄弟托马斯·克利福德（Thomas Clifford）在1473年企图用武力挑战该政权。但这两人很快便被压制住了。1471年以后，爱德华王权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他将各地方权力分配给一小部分自己信任的贵族的限度。这些贵族主要是他的家庭成员，或者是其他以某种方式与他个人建立了关系的贵族，其中建立这种关系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王室成员这个渠道。在西南地区，1469年德文郡伯爵汉弗莱·斯塔福德死后留下的空缺，在某种程度上由那位对约克家族忠心耿耿的家臣戴汉姆勋爵所填补。后来，国王的继子格罗比勋爵托马斯·格雷（自1475年开始成为多塞特侯爵）横空出世，成为那个地区的领导者。在威尔士，新的彭布鲁克伯爵威廉·赫伯特取代其父成为国王的主要代表，但是由于1473年他无力维持威尔士边境的秩序，最终导致一个议会的成立。里弗斯伯爵控制着这个议会，它主要以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的名义来统治威尔士公国。在东盎格利亚，权力控制在诺福克公爵和萨福克公爵手中，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控制在了霍华德勋爵约翰的手中，约翰自1468年开始就一直担任王室的财务总管。在兰开夏郡和柴郡，斯坦利勋爵托马斯统治着这片地区，托马斯获得这两个地方的统治权力凭借的是他自己作为王室领地总管的身份。而在中部地区，国王的宫廷管家黑斯廷斯勋爵威廉，因被赏赐而得到了兰开斯特公国位于斯塔福德郡的塔特伯里荣誉领地的管家职务，所以他在那里的领地和政治影响力都得到了加强。1471年时克拉伦斯公爵也曾经获封担任过这个职务。

的确，国王的手足克拉伦斯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至少在最初阶段就不得不承担这种地方上的统治责任，维持地方上的社会秩序和王室权威，把“立王者”沃里克伯爵的领地和政治势力划分开来并由自己来掌握。1471年，爱德华四世把沃里克伯爵位于中部地区的庄园（其领地的很大一部分）封给了克拉伦斯公爵，而把内维尔兄弟的北方领地赐给了格洛斯特公爵。在北方，格洛斯特公爵与诺森伯兰伯爵和其他北方勋爵一起共事，而在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克拉伦斯公爵也希望与地方权贵展开合作。然而，这种遗产划分暴露出约克派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危险的裂痕。国王的两位兄弟均对这些封赏感到不满，而克拉伦斯公爵尤其不满。他强烈要求以其妻子沃里克伯爵的女儿伊莎贝尔的名义得到比彻姆领地的完整世袭权。这种要求完全没有顾及沃里克伯爵的小女儿安妮·内维尔（Anne Neville），特别是沃里克伯爵遗孀安妮的权利要求，后者是位于中部地区的比彻姆的合法女继承人。1472年，格洛斯特公爵企图以逮捕安妮·内维尔的方式确保自己得到这块地产。当时，安妮·内维尔处于克拉伦斯公爵的保护之下，并且嫁给了克拉伦斯公爵。克拉伦斯公爵原则上同意把这块地产的一部分划给格洛斯特公爵，但事实上却没有这么做。到1473年时，兄弟二人几乎走到了公开冲突的地步。直到那年11月国王亲自干预，并且以议会将采取行动收回封地为威胁才迫使克拉伦斯公爵屈服。甚至有传言说，国王准许沃里克伯爵的遗孀进入她的比彻姆领地，她反过来再将这块封地授予格洛斯特公爵。这种解决方法无疑反映出国王对克拉伦斯公爵的不信任。在中部地区，克拉伦斯公爵被剥夺了他此前的封地塔特伯里，而在他担任国王任命的总督职务的爱尔兰，他的权力受到了王室骑士吉尔伯特·德宾汉姆（Gilbert Debenham）的制约，后者被国王任命为宫廷大臣。多年以后，当《克罗兰编年史》（Crowland Chronicle）的作者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由于有了后见之明，所以他表示：“这三位兄弟……即国王和两位公爵，每个人都具备杰出的才能。如果他们能够摒除异议，那么三人合力便能无人能敌。”1

正是在这种王室家庭争吵不休和国内骚乱持续不断的背景之下，审视爱德华四世1475年的法国战役则十分必要。当1472年10月召开议会会议时，与法国的作战事宜被提上首要的议事日程。这届议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努力说服下议院同意就对法作战进行征税。这件事情的紧迫性非同寻常，相关人士发表了“很多个雄辩的议会演说”来支持新税收政策。罗彻斯特主教约翰·阿尔考克（John Alcock）代表大臣及巴斯暨韦尔斯主教斯蒂灵顿就两个主题向下议院发表了内容详尽的长篇演说。首先，他回顾了国内和平团结与对外作战二者之间的联系。尽管亨利六世这位“给本国带来长期忧患的国王”现已去世，但英格兰现在还带着“巨大的创伤和致命的伤口”，无数“狂暴的民众”也仍然逍遥法外。这种局势助长了外敌的势力，特别是苏格兰人和法国人结成的同盟，以及近期胆敢进攻英格兰的丹麦人。因此，“眼下没有哪项任务能够像把国内的暴乱民众引向一致对外这个当务之急一样，如此光荣、如此必要且如此便利”。最后，在简要回顾了英格兰历史之后，阿尔考特做总结道：“如果说在本国这片土地上任何一位国王统治的时期内，公正、和平和繁荣之所能够持续存在，无不是把眼光放在对外作战之上；若非如此，要么这种局面根本不可能存在，要么自诺曼征服以来也不会如此。”他列举了亨利一世、亨利二世、狮心王理查、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以及亨利五世成功统治作为实例让下议院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