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海水就应该是蓝的,森林就应该是绿的,鸟儿就应该在天上飞,鱼儿就应该在水里游,老师就应该比学生有学问,男人就应该让着女人,家庭应该是和睦的,夫妻应该是相爱的,老人应该被尊敬,孩子应该受宠爱。
那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
我敢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世界上少有的模范夫妻。不,这样说并不准确,应该说他们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对真心相爱的恩爱夫妻。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他们吵架,也从来没见过他们红脸。他们的感情特别好。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年的物质生活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普通人家吃鸡多半只在逢年过节和特殊的场合。而我们家杀鸡,必有一只鸡腿会放在我的小碗里,另一只鸡腿,老妈总是夹到老爸的碗里,这已经成为惯例。只是,每到这时候,老爸就会趁老妈不注意,把那只鸡腿又夹回到老妈碗里。你就看吧,这只鸡腿就像空中飞人一样被两人夹过来让过去,最后肯定一分为二。即便这样,老爸也要把稍微大一点的那块让给老妈。他们这样卿卿我我的场面我从小就看在眼里,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相亲相爱的父母。我以为白头偕老讲的就是他们,百年好合说的也是他们。是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夫妻,他们的幸福生活就是我将来的人生目标。
我出生在G城。那是中国南方的一个普通小城,非常之小,一辆自行车半天就能转完整座城市。小城清洁而美丽,文物保护也很得力,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保留着明清的庭院和青石板小径。幸运的是我家就在其中的一座小院里。那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下。据说他是一名朝廷的命官。严格说起来,这座宅子不过是欧阳家的一处房产而已,这座城里还有一处更大的庭院,可惜,当年我太爷爷为了表示跟共产党走的决心,解放后就把这两处房产和房产证一并献给了当地人民政府。这些事都是后来听我堂伯父说的,据说我爷爷很早就参加了国民党,是傅作义的部下。四九年北京和平起义后,他便留在了京城做官。当时我们家这一支在小城已经没人了。文革期间爷爷遭迫害致死,老爸和他的两个姐弟分别下乡插队,奶奶也被赶回了G城原籍,而她老人家在文革结束之后,说什么也不肯再回到北京那个令她伤心的地方去,最后她是死在这座小院里。
话说回来,当年房子是献出去了,欧阳家的人也得生活也得有地方落脚住下,政府便把这座小院拨了出来。这里不仅居住着我们一家人,堂伯父一家,另外还有三家外姓人也各占着几间屋子。
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
在我们家里,女权占了上风,毕竟女众男寡,老妈自然成为一家之主。这可不是说我老妈有多么厉害,实际上是我老爸谦恭儒雅,懂得让女人主内。老妈是G城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夸张一点说,G城的年轻人有一半是老妈接生的。老妈刚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是个事业型的优秀女性。她热爱她的工作,经常加班加点,从不叫苦叫累。她性格刚毅,不肯媚俗,美丽得就像雪山上圣洁的雪莲,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但实际上,她特别和蔼,特别善良,特别有内涵。
老爸是G城设计院的一名设计师。这座小城不少建筑都是我老爸设计或参与设计的。老爸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十过半的人了,看着只有四十出头,模样跟他的人品一样含蓄,就像橄榄可以长久地品味。他是老三届,曾经在东北插队,也是文革恢复高考后凭着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的第一批人。他修养好,待人宽厚,最重要是对母亲那份深厚的感情。
老爸平时特别安静,在家不是看书就是看报,不像原来住我家对面的堂伯父,就是我爷爷弟弟的儿子,一点不懂得男人沉默是金,总是絮叨。老爸在单位也很低调,他设计了那么多房子,得了那么多大奖,可在分房子的时候一点都不踊跃,一退再退,甘心把房子一次次地让给其他人。直到我上初二了,他才接受了单位的最后一批分房。但是,他居然拿三室一厅的新房子跟堂伯父一家的二间破屋子对换,让他们搬去新居。你说世界上有这么傻的人吗?话说回来,我也挺喜欢我们一家住了二十多年的这个小院。
在外人看来,我老爸沉默寡言得有些老实可欺,可当年有一件事一下就把大家都震住了。那是高考放榜的时候。那年我们省进C大的分数线是620分,而放榜时我的分数只有619分,只差一分哪,一分之差就要与我的梦想擦肩而过。
我在羡慕声中长大,三岁就能认数,四岁就会识字,五岁能够写信,(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从小聪明过人,脸蛋也精致得像个洋娃娃,人见人夸。这些年,除了与生俱来的婴儿肥,可以说我的生命近乎完美。这也直接造就了我那高处不胜寒的志向——非要考上老爸的母校北京C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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